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docVIP

　　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 地方行政制度有两方面重要的 内容 ，一是行政区划，二是史员配备，这就是《周礼》里所说的“体国经野”与“设官分职”两大工作。正史一般都有《地理志》（或郡国志、州郡志）和《职官志》（或百官志），前者是以行政区划为框架，记载有关的 自然 地理与人文地理因素，后者则是记录各种职官的设置与人员的配备。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行政区划（包括层级、幅员和边界）和吏员配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地理志》所反映的行政区划一般都以一个大致的年代为基础，《职官志》所说的地方政府的吏员配备也只能是原则性的情况。而具体到西汉一代而言，则《汉书·百官公卿表》连郡县两级吏员数量的原则规定也未载，因此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①ａ］，是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宝贵资料，既有东海郡郡县两级政府极为详尽的吏员配备情况，又因为这些吏员是附着在一定的郡县上的，也就附带阐明了当时的政区地理面貌。此外还有部分吏员的升迁、劳绩记录以及该郡的人口、土地以及财政收支的材料，都有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本文无法全面论及，只想就一二号木牍内容挑几个例子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二号木牍所载资料的年代断限 　　任何统计资料都要与一定的年代相联系，否则就失去意义。一二号木牍所载的各项资料也肯定是某一年的统计数，所以还有“如前”、“多前”这样的字样，以表示与上一次统计的比较。因此判断木牍所载资料的年代断限是理解其内容的基础。我在拙著《西汉政区地理》中曾指出，《汉书·地理志》所反映的行政区划大致是汉成帝元延绥和之际的面貌［②ａ］。据一号与二号木牍里所记载的情况以及旁证材料看来，这两片木牍反映的很可能是元延二年或三年时的吏员配备。理由来自两方面的 分析 ：首先，一号木牍首行文字内容与二号木牍所载东海郡的卅八个县邑侯国的名目，恰与《地理志》所载一致。而在这些县邑侯国中，新阳侯国是成帝鸿嘉二年（公元前１９年）五月所封（《汉书·王子侯表》），承县也是此年因承乡侯国国除而置［③ａ］，因此一二号木牍所反映的情况不可能早于鸿嘉二年。其次，据《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所说［④ａ］，六号墓墓主的下葬时间为元延三年（公元前１０年），因此推测一二号木牍所反映的应是元延二三年的情况。可惜我们无法明白“如前”、“多前”二语中的“前”是指什么年代，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次的发掘了。 　　由于木牍所载资料与《地理志》所反映政区年代断限相近，故这些资料可用来与《地理志》互为补正。木牍上的字有些漫漶磨灭，所以个别县名可与《地理志》相对照来填补，如〔平〕曲县之平字脱，发掘者已补上。倒过来，木牍上所载的县名又可用来纠正《地理志》的误字。如干乡误为于乡（五号木牍第八行为“干乡丞〔吕迁〕九月十二日输钱都内”），况其误为祝其，海西误为海曲等。除海曲一名钱大昕已经纠正外，另两个县名由此次木牍所载方得以正误。干于形近易混，原不足怪，《地理志》西河郡的于章，据内蒙出土一壶之铭文亦应为干章，至于况与祝是否可通，尚可推敲。 　　此外，木牍上关于邑的记载也很重要。汉代县级政区有县、道、邑、（侯）国四种类型，对于县、道、侯国的性质与数目比较明确，但对于邑的认识却很模糊。据《百官表》，“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但事实上称邑的县级政区并不止是女性贵族的汤沐邑，还有皇帝的陵县，如长陵邑、茂陵邑；还有宗教方面的奉郊县，如奉高邑、崇高邑［①ｂ］。对于邑的数目我们更无头绪，因为没有任何传世 　　另一方面，虽然《百官表》有十亭一乡的记载，但这也是大率而已，在东海郡，平均每乡只有４个亭。这与西汉末年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是偏低的。因为在《百官表》的最后有“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的统计，按此数平均，每乡应约有４．４８个亭，比十亭一乡也相去甚远。这种差距的产生，推其原因大概因为“十亭一乡”是以标准理想情况设计的，在许多地方并不能符合标准情况。正如《百官表》所说“县大率方百里”一样，只是一种标准规定，在人口密度不同的地方，县的幅员也要有所变化，亦即“稠则减，稀则旷”的机动原则，乡与亭（部）两种地域也与此类似，故《百官表》曰：“乡亭亦如之”。换句话说，大部分的亭（部）都包含一个里以上，所以平均数离十亭一乡较远。 　　再回头到乡里关系。据《续汉书·百官志》，汉代制度大约是百户一里，这点在东海郡可以得到切实的印证。据一号木牍第十行所载，东海郡有“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以此二数与里数相较，平均每个里有居民１０５户与１０４户，正与百户相去不远。但若将乡数与里数相较，则平均每乡将近１５个里，似乎与十里一乡的原则不符。但是如果注意到第二行“□百六”这三个字，情况就会不同。“□”是一个关键的字，可惜已泐，未能读出，但根据上下文意，此字似非“聚”字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