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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减刑制度说木法实践的反思和探讨

论文摘要 减刑是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可避免刑期过剩,节约司法资源具有调动和促进罪犯积极改造的作用对于稳定监管改造秩序起着促进作用 目 录 引言: 1 一、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 1 (一)减刑制度执行的目的性存在偏颇 1 (二)减刑程序运作 2 (三)减刑 3 (四)罪犯考核制度不完善,考核标准不统一 3 (五)呈报减刑后服刑人员难以约束 4 二、完善我国减刑制度的建议 4 (一)明确减刑目的和意义 4 (二)完善减刑程序 4 (三)明确减刑权力归属,完善权力监督 5 (四)健全公平、公正且符合刑罚要求的考核制度 6 (五)设立减刑考验期 6 三、 结束语 7 四、参考文献 7 当前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探讨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减刑制度不仅关到刑事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而且直接影响到包括罪犯和被害人在内的一般公民对法律尊严的认同以及司法公信力的树立。减刑程序的规定过于粗疏有所裨益 一、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状况及存在问题 我国的减刑制度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无论在改造罪犯还是维护监管安全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减刑制度亦面临了新的挑战,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不足的问题,现今越来越突出。如减刑的目的意义已经偏离轨道,多次立法未能完全体现公平正义,考核制度未健全,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只有解决新发现的问题,分析对策,填补漏洞,形成完整的减刑体系,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减刑制度不仅关到刑事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而且直接影响到包括罪犯和被害人在内的一般公民对法律尊严的认同以及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我国刑事法律法规对减刑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疏,减刑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执法尺度宽严不一。随着社会法制化的发展,减刑所发挥的作用也偏离了最初设立的初衷,权力归属也出现明显的问题,监管秩序亦面临着新的挑战。现行的减刑制度既不利于刑罚最终目的的实现,也容易导致刑罚偏离司法公正的轨道,甚至滋生司法腐败现象。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一)减刑制度执行的目的性存在偏颇 目前我国减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误区: 1、减刑泛滥偏离刑罚初衷。刑罚实质是对犯罪人进行惩罚使其遭受一定的痛苦,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来达到阻止社会上的其他人犯罪的目的。减刑过度使用使犯罪人没有完全服满原判决所确定的刑罚,有可能没有使犯罪人得到其应有的惩罚而失之过轻。据了解,北京市女子监狱自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平均每年罪犯减刑率达到30%以上。一般监狱新收监的也差不多这个比例,换而言之,真正服满全部刑期的罪犯相对而言则少之又少。难道呈报减刑的犯罪人都是“确有悔改表现”的?从高的重新犯罪率可以得出否定答案。 减刑制度被单纯地利用,只为监管秩序安全服务,只是被当做某些领导在汇报时“某某监狱多少年未发生脱逃或重大安全事故”的汇报词语,当成其政绩。熟不知,正是因为减刑制度执行的目的性出现偏差,刑罚机关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未能改造好更人,这一点从更高的重新犯罪数据可以知道。 2、罪犯对减刑制度的错误认知。改过自新是社会对罪犯的根本要求,但狱内改造中,减刑新生成为罪犯的唯一追求和动力。在监狱内生活枯燥,人身自由受到最大限度的限制,罪犯的第一思维是尽早离开这个地方,正是这种思维使得罪犯认为离开监狱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假释和减刑。所以在剩余刑期的改造生活中其唯一目标就是减刑,至于减刑的条件就是拿到足够的考核分数,而不知“确有悔改表现”是基础。这就导致很多罪犯在警官面前是认罪伏法、悔过自新,在会见教育时为不能尽孝道而疼哭流泪,一旦呈报减刑后则是翻身农奴做主人般肆无忌惮。这是偏离了刑罚改造的最初目的,也偏离了减刑的制度最终意义。 (二)减刑程序的运作与立法初衷不符 减刑程序运作的立法初衷是确保刑事司法的公正性。早在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中即有减刑制度的规定。1979年刑法完善了减刑制度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法律制度确定下来。1994年《监狱法》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减刑程序作了一定规定。为了保证减刑的合法性和严肃性,1997年新《刑法》增加了减刑的程序性规定 。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通过司法解释或法规将减刑程序进一步细化,比较重要的有2003年司法部《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如此多关于减刑制度的法律规定和修改,在减刑程序上的相关立法应该相当完善,但减刑程序在司法实践层面上依据较多的则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实践中纷纷根据各地情况,制定出台各自的《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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