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docVIP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知识界就 中国 的后 现代 问题 进行了持续的讨论，构成新时期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热点。本文无意对这场尚未充分展开的讨论和争论作任何 总结 。因篇幅所限，也不拟对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基本概念作详细的说明。在此，我只想从一个表面问题入手，谈谈后现代与中国这两个符号之间的相关性和矛盾，进而探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深层关系。 首先我想对以下讨论的前提作一点说明。第一，从近代到现代，从现代到当代的 历史 阶段论在不同的 社会 条件下有极为不同的含义。在此我们关注的不是中国史范围内的具体分期，而是全球范围内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范式的整体性变化。这当然是一个极为庞大、复杂的历史问题和 理论 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宏观上大致把握住问题的要旨。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在其新著《后现代主义的假象》(IllusionsofPostmodernism)中简明厄要地归纳了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他写道： 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与这些启蒙 时代 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 他指出，这种思潮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诸如瞬息万变的、非中心化的技术领域，消费社会和文化 工业 ；这种新的物质环境造成了传统的制造业被服务业、 金融 业和信息产业取代，也促成了传统的以阶级为核心的 政治 领域向各式各样的（基于族裔、性别、社区等的）身份认同的政治转化。与此相应， 后现代主义则是反映这种时代变化的文化风格。它无深度，无中心，漂移不定，自我指涉；它是游戏性的，往往从别处借来观念和意象加以折衷调和；它是多元主义的 艺术 ，它无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划分，也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线。 诸如此类的对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概括性描述早已不是是么新东西了。但我们必需承认，这种基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 经济 和文化现实的理论话语，是任何有关后现代主义讨论的知识论上的出发点，尽管我们只能在具体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现实中寻找中国后现代的定义。伊格尔顿说他无意在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国际话语（包括中文世界的有关讨论）从来都是借助两者间概念上的摸糊性跨越种种现实的限制而进入问题的。不妨说，后现代话语的具体性和抽象性、统一性和多样性赋予它某种普遍性，尽管该理论本身是以反普遍性起家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J.Hobsba)在《极端的时代：一九一四至一九九一的世界史》中对后现代的普遍思潮作了如下总结： 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对客观现实的存在持根本的怀疑论态度，它们不相信人类能通过理性手段达到对现实的一致的理解。它们都有激烈的相对主义倾向。在它们看来，一个被 科学 技术彻底改造了的世界立足于某种世界的本质，而有关进步的意识形态则是这种本质的反映，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前提构成了这种世界本质的基础，而它们要对这种本质提出挑战。 我要作的第二点说明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其西方的原生态环境中的含义在非西方或衍生态环境里会产生种种变异，带来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暗示和 影响 。由于我们下面还要集中讨论中国后现代问题，在此我只想引一段旅美日本文学理论家酒井直木(NaokiSakai)在一篇谈日本后现代文化的文章的开场白：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序列暗示了一种时间顺序，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秩序从来都是同现代世界的地缘政治构造结合在一起的。现在众所周知的是，这种秩序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历史框架，人们通过这个框架来理解民族、文化、传统、和种族在这个系统里的位置。后现代作为这个序列的最后一项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前现代和现代的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配对组合却早已成为知识话语的主要的组织手段之一。因此，这个谜一样的第三者的出现所证明的也许不是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移，而是我们话语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我们以往认为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地缘政治秩序，即前现代－现代的秩序，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了。 酒井的 哲学 语言虽然抽象，但却明确地指出了这个越来越成问题的认识论等级秩序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十九世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世界体系。基于这样的历史记忆，后现代就不仅仅是现代性普遍历史的昙花一现的新 时尚 ，而是从西学内部和当代日常生活现实两方面提供了一个反思我们自身现代化进程及其哲学前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