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史书体裁的多样性和史家重视创新的意识.docVIP

　　谈史书体裁的多样性和史家重视创新的意识 一、体裁多样性及 历史 观的进步 我国传统史书体裁丰富多样。按《四库全书总目》，将之区分为15类。[1]梁启超《新史学》则分为10种、23类。[2]我们对于史书体裁的多样，不能只停留在目录学分类的形式上来理解，而应重视 分析 其蕴涵的史学价值。客观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有多面性。史书体裁的多样，恰恰反映了历史的各个侧面，又能提供适应 社会 各方面的需要。 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这三种在传统史学演进历程中先后出现的主要史书体裁，它们就不止是体裁形式上的差别，而实际上反映历史学家主要地从某一角度认识和反映历史。换言之，新体裁的出现，反映了史学家对历史进程的新认识。按时间的顺序记载历史，这是先民对历史进程最早的认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在公元前5世纪初由孔子编成，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撰 方法 ，当时各诸侯国的官方历史记载，即所谓“百国春秋”，也都遵循这一记载的原则。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的汉武帝 时代 ，司马迁构建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则采用了纪传体的新形式。纪传体，是以人物活动为考察历史的主要视角。这一著史格局的新创造，突出地体现了司马迁对历史进程，尤其是战国以来历史运动的新认识。战国时代至秦汉之际，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遭受沉重的打击，平民力量崛起，能否发现和任用文武贤才，往往能直接导致国家的盛衰存亡。“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衣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3]战国以后有作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大大打开了历史学家眼界，使之对推动历史进程的深层原因有进一步的认识。在秦汉之际的风云变幻当中，人的活动的作用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刘邦出身平民，“无尺土之封”，却凭借他的智谋策略，在一批文武贤才的帮助、拥戴下，登上帝位，成为强盛的汉朝开国的君主。刘邦周围这批豪杰之士，也几乎都出身低贱，却在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业。如陈平、王陵、陆贾、郦商等，皆布衣平民。樊哙、周勃、灌婴、娄敬出身更贫贱，分别以屠狗、织薄、贩缯、挽车为业，而都建功立业，致身卿相。历史的空前变局，使司马迁对人物在时代前进中起到重要作用形成了新认识，这无疑是他创造以人物为中心的著史新体裁之认识基础。《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再陈言：他作为史官，若果“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将是莫大的罪过，而作七十列传的明确目的，为记载“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便是明证。《史记》以记载人物为中心，又有综合反映社会各方面情状的优点，故这一体裁产生以后，即为许多修史者所仿效，成为历代“正史”。至南宋，袁枢将《通鉴》 内容 重新编排，将千余年史事提挈为239个事目，按事立篇，各具首尾，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袁枢的实践，反映了历史学家要求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掌握 影响 最大的主要历史事件，明了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新认识。这正如同杨万里为《通鉴纪事本末》写“序”所说：“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直至本世纪初， 中国 史学近代化正式展开之时，梁启超吸收西方新学理， 总结 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的演进，并提出新史学应该叙述国民群体进化之迹，他仍然评价纪事本末体是跟他所理想的新史书体裁为接近的：“纪事本末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4] 中国史家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不同时期史家对同一体裁的运用，并非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而是加以 发展 ，重视加进新内容。同是编年体，《春秋》和《竹书纪年》记载简略，只有简单的事目。《左传》则是一部记载翔实、生动的春秋史，它记述了包括事件、制度、氏族、社会生活等广泛的内容，而且有人物活动，如对齐桓、晋文、郑子产、阖庐、伍子胥，描述他们的功业、性格都很鲜明。司马光撰成的《资治通鉴》，更是内容丰富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它按时间先后记述了自战国至五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记述了历史人物，记述了典章制度，记述了各种议论，成为编年体史书高度成熟的标志。胡三省对此有深刻体会，他评论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谈《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纪事本末体也明显地经历了发展的过程。袁枢有开创新体裁之功，但其内容是抄撮《通鉴》原文而成，有的地方作了综合和精简。“区别其事而贯通之”。至清初谷应泰主持修撰《明史纪事本末》，广稽博采，提炼为80件大事，叙述明代约300年的历史，虽有缺略，但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概貌，是一部采集群书而成的新创之作。至光绪年间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又有新的特点。两书内容，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