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沿海发达农村地区经济型领导：合法性地诞生，非正式地运作.docVIP

　　转型时期沿海发达农村地区经济型领导：合法性地诞生，非正式地运作 内容 摘要：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 农村 的 经济 精英登上村庄社区的 政治 舞台，成为发达地区农村治理的一个亮点。市场化条件出现的农村经济能人，在 中国 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下，在复苏的公民意识的激发下，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村民自选合法地成为农村政治管理者。由于受到“先发型”村庄相对封闭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家族主义意识渗透下的“拟家族化”管理，“官系统”和“民系统”之间的边缘人地位等因素的 影响 ，这些经济精英型领导的权力运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非正式化或非制度化倾向。 关键词：经济精英型领导民主化市场化非正式运作 一、 问题 的提出 时下的中国正处在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的 历史 嬗变时期，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传统农业 社会 向 现代 工业 社会的演变。变革中的社会秩序必然给农村社区尤其是发达农村地区的农村社区的村庄权力格局和村庄治理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事实上，自从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和治理方式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气象和新变化。经济精英，或者说富有的村民、经济能人开始进入村庄权力阶层，这在发达地区的农村或“非农化”村庄已经是比较普遍了。在浙江省B市经济最为发达的C、Z、S三个镇，到1996年约有20％的村支书是私营 企业 主。六年之后的2002年，浙江省举行第七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临海市杜桥镇杜街办事处新当选的13个行政村的村委会主任中，只有1个是务农的，其余12个人除1个人职业不祥外都是个体经营者或私营企业主。同样，在临安市的莘滕镇，2002年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中，经济精英所占的比例明显提高了。在全镇36个村民委员会主任中，财产在村庄居中上的村主任有33个，并且这次当选的村主任没有一个是务农的，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村庄领导属于村中的富人即所谓的经济精英。（郎友兴、郎友根，2003）西山村位于广东省增城市市郊，该村首届和换届的当选村主任都是蔡伯高。他是个典型的经济能人，1999年西山村的首届村民直选就被推举为村委会主任，从而使一个经济能人转变成为村政精英。并且，这种现象在广东农村是十分普遍的。（郭正林，2003）可见，不论是长江三角洲还是珠江三角洲，大量的农村经济能人利用国家提供的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契机，转变为农村的政治精英，即成为村庄事务的决策者和管理者。然而，这类以经济精英身份上台，同时又以政治管理者角色行事的村庄领导的权力产生过程和权力运作方式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再加上受到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设置、生活方式、地域特点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些经济精英型领导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本文所讨论的权力的合法性诞生与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并存。 当然，由于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各地区之间的 发展 又不平衡，此外村民自治制度的具体贯彻和实施又受到经济条件、政治因素、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一概念及其适应的区域范围作一限定。首先，本文所讨论的村民自治主要局限于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或者一批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非农化村庄，因为这些地区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并且涌现了大批的经济能人或者说富人。其次，关于经济精英型领导概念的界定，相比旧体制下的农村干部而言，经济精英型领导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博弈中成功的诸如个体户、管理者、私营企业家之类的经济上的成功人士，同时又基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竞选以合法的途径被村民选举成为村庄领导这么一类人。 二、经济精英型领导：权力的合法性诞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重建农民家庭财产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的基础上而启动的农村工业化战略，极大地改变了同质性的农村社会结构，大大加快了农村社会的分化程度和农民的职业、地位、身份的分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地富裕的村民或经济能人，尤以在农村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为甚。这些农村弄潮儿的出现必然会极大地冲击和影响当地的政权构成和运作，寻求从经济地位到政治地位的突破。 （一）、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发展造就了大批的经济能人，为经济精英型领导的产生提供了潜在的人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领域里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实行国民经济的市场化了。对于农村来讲，自从1984年开始，国家通过改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为合同制，取消生猪、蛋品派购，进行市场价格，则是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之间的联系。自此之后，市场成为乡村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因素之一。（于建嵘，2002）市场经济一经引入农村，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迅速地改变了农村公社体制时期贫困和落后的面貌，农村经济出现了全面的复苏，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村工业化促使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