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鞅变法赋税改革的若干考辨.docVIP

　　关于商鞅变法赋税改革的若干考辨 本文在重新理解史料的基础上对商鞅“罚赋”、“初为赋”和“算赋”等颇多争议的 问题 作了比较深入的考辨。文中提出：商鞅“罚赋”，即初次变法所规定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实际上并非仅指某一种具体赋敛，而应当是包括当时秦人家庭的所有赋敛形式。所谓“初为赋”，则应是商鞅随着秦国土地制度的改革所进行的一次重大赋税改革。就 内容 来说，它既不单纯是指口赋，也不单指田赋，更不单纯是指军赋，而可能是包括了上述三种赋敛及其他赋税。至于商鞅创设的“算赋”，也并非是所谓“口赋”，而应当属于军赋，是一种对妇女所专门征收的赋。 从《史记·商君列传》看，商鞅的《分异令》是在第一次变法时与其他法令一起颁布的：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说明《史记》认为罚赋的征收当在商鞅第一次变法。但有些学者却提出质疑，认为在商鞅第二次变法时，《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明确记载，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因而《分异令》不可能是在第一次变法时颁布。例如： 《史记·商君列传》把这事记在第一次变法时，但是“初为赋”既在秦孝公十四年，那末“倍其赋”的处罚不可能在十四年以前。《商君列传》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在谈初变法时，把先后颁布的变法令放在一起叙述罢了。[2][2]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事实呢？我们认为：《商君列传》的记载应是准确可靠的，而上述质疑虽然看起来不无道理，其实却有着明显缺陷，不能成立。 首先，就史料鉴别而言，前引所谓“行文方便”的解释缺乏足够的证据。众所周知，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深厚修养和优秀品质的 历史 学家，被史家赞叹为“良史之才”；他写的《史记》也由于重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人们所称道，有“信史”和“实录”之誉[3][3]。故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或证据，我们很难想象，司马迁会仅仅“为了行文方便”把前后发生的事件放在一起叙述。况且，他自述撰著《史记》时，曾“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特别是引用了《秦纪》的史料[4][4]。这就更说明了他对史料搜集、梳理与考辨的重视。尽管《秦纪》“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5][5]，某些记载不免存在疏漏或误植，但对于商鞅变法这一曾产生重大 影响 的事件，恐怕还不至于弄不清主要措施的顺序。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在前引《商君列传》所载法令中，有不少学者认为，除了《分异令》，其他各项法令均属第一次变法。如果说此令的颁布确在第二次变法，那么司马迁又何以偏偏为了“行文方便”把它放在前一次记载呢？凭心而论，我们实在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行文方便”和必要。 其次，从《分异令》与“初为赋”的关系说，后者并不能作为前者于何时颁布的依据。显而易见，有些学者之所以提出上述质疑，主要理由就是认定秦国在“初为赋”时才开始征赋。而事实上，在“初为赋”之前秦国早已有了类似军赋或口赋的征敛。且不说《左传》僖公十五年“秦始征晋河东”[6][6]的记载，就是仅从商鞅的第一次变法看，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证。关键即在于：那些学者都忽略了商鞅首次变法的一项重要法令。这项法令就是通常所说的关于奖励耕织的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它强调对“耕织致粟帛多者”将给予免除徭役的优待，从而间接表明了秦国当时已经开始征赋。当然，对此令中的“致”字一般都作“以致”或“致使”解，这也可以说是史家往往忽略它对研究赋税制度的史料价值的主要原因。但根据有些学者研究，“致”字原本就“是卜辞中的一个贡纳用词”[7][7]。这从《说文解字·攵部》“致，送诣也”亦可以得到证明。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将“致”字解为“以致”或“致使”，这项法令也仍然能说明秦国已经开始征赋。毫无疑问，商鞅所以会奖励生产粟帛多的农户，其原因绝不仅仅是为了重农，而是在于那些农户向国家交纳的也将相应地增多。这不正说明粟帛乃是商鞅征敛的内容吗？而粟帛的征敛又无疑分属严格意义的“租”、“赋”范畴，因为根据《孟子·尽心下》“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以及《荀子·富国》所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许多学者也完全承认这一点。“如果说，那时的‘粟米之征’、‘田野之税’，是属于田租的话，那么，‘布缕之征’、‘刀布之敛’，当属军赋。”[8][8]既然在“初为赋”前秦国已经征赋，则上述质疑也就不攻自破了。 至于“倍其赋”的处罚内容，当今学者的看法往往皆与对“初为赋”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凡主张“初为赋”乃“初为田赋”者，即认为“倍其赋”是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