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道德形而上视角对于文学的意义.docVIP

　　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道德形而上视角对于文学的意义 　张光芒的长篇论文《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 中国 文学》选取道德形而上这一视角，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框架内，通过梳理和反思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消长，发现“缺乏道德形而上的建构姿态，却沉沦在道德实用主义、道德形而下的层面上”正是启蒙文学的最大缺陷[1]，同时也正是它成为了启蒙文学与反启蒙文学交替反动的内部审美形式学因素与隐在逻辑。由此，先后引起了陈晓明、张宝明的质疑，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这一老话题因涉及启蒙/反启蒙之辨、启蒙文学/反启蒙文学之变而有了新的阐释意义。在笔者看来， 问题 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采用道德形而上视角来反思乃至重新规划百年中国文学是否可能，有关此视角的合法性张光芒在《再论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一文中已对张宝明、陈晓明二人的质疑作了相当清楚有力的回应，无需笔者就此再来饶舌。真正重要的则是在围绕该问题论争时，参与者所持的主体立场态度以及在道德形而上这一视角内以这样一种立场态度来处理百年中国文学时给文学 研究 尤其是当下文学的自我救赎带来了什么。 　　　　　　　　　　　　　　　　　　一 　　毫无疑问，就启蒙文学研究而言，从道德形而上角度发现启蒙文学“缺乏道德形而上的建构姿态”是一个更有深层学理性和 历史 感的学术观点。从世纪之初发端的启蒙文学到五四启蒙文学高潮，再从二十年代末的革命文学开始至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启蒙的逐渐衰弱，然后从新时期文学启蒙再到到九十年代文学，应当说，张光芒得出的这一考察结论并非出自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想象，或是他对“历史之外的强加”[2]，相反这是基于对百年中国文学本身历史原貌的理性认知，或者勿宁说就是文学历史本身在特定视角下的呈现，质言之，张光芒道出的不过是长期来被遮蔽的一种文学事实，而非“在概念的领域完成的逻辑推论，被重述为历史的客观的运行轨迹”[3]。对该问题的争论应当与文学史事实无关，它涉及的是主体在对待这一事实上存在的启蒙文学缺陷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与立场态度。 　　长期以来，研究者在探讨启蒙在百年中国文学线性历史上的涨落时，常采用外视角，强调外在因素的冲击，诸如救亡压倒启蒙、翻身压倒启蒙等，这已经成为一种学术研究中的思维定势。因此，当张光芒从内部切入考察对象、采用反向认知的思维方式、在研究视点的内外置换中，将启蒙文学中道德形而上的缺乏视为它与反启蒙文学、非启蒙文学交替时的内在理路和启蒙未竟的内在原因时，引起他人的不适反应本也正常，然而强烈到让张宝明“心惊胆战”，却又不免令人深思。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导致他发生强烈不适的理解呢？读着他充满冲动乃至不无激愤的行文，笔者在感到张宝明作为一名 现代 知识分子的启蒙情结与人文立场之时，也发觉了他基于这一情结与立场在对待百年中国启蒙文学历史时及对张光芒的判断时理性的不足，这正是导致他与张光芒发生争论的认识论原因。张宝明之所以要并且能够一厢情愿地将逻辑上可作相对区分考察的文学 内容 层面与其形式层面的区别对待命名为“硬性剥离”，将张光芒所作出的关于百年文学史中启蒙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不足这一事实描述性判断视为价值重估的判断，进而将后者具有学术理性与历史理性的的辩证结论抛置一边，有意去挖掘“思维方式和逻辑过程”的“大义”，硬性地把后者在纯粹形式学、文化/审美逻辑层面上对反启蒙文学所有的道德形而上的肯定与对封建旧道德内容的肯定或红卫兵情结等同起来，并锁定为“启蒙的反面”等等[4]，无一不是在情感屏蔽下的误读。其实从二人的论争来看，张光芒与张宝明有着根本一致的人文立场与启蒙追求，不同的只是他们思考问题的路径相对。然而在情感过度的推动下，张宝明难以理性地对待作为一种历史客观存在的启蒙文学的道德形而上的缺乏，尤其令他不能忍受的是张光芒认为恰恰是这种不足使启蒙文学在向反启蒙文学的嬗变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形式动力学因素。这种在情感偏见制约下将反思启蒙视为“反启蒙”的非理性的态度，恰恰与高扬理性精神的启蒙有所扦格， 自然 “本身就是亟待被启蒙的对象”。正是由于历史理性的缺位，张宝明在批评实践中在一种主观的情感逻辑的作用下将一个原本清楚的问题“弄得混淆不清”，越说越糊涂了。 　　事实上，最好的对启蒙立场的坚守、对启蒙文学的偏爱正是从历史理性出发，冷静深入地反思与清理启蒙文学的不足，借鉴非启蒙文学、反启蒙文学的形式层面的经验进而谋求启蒙文学的重构与文学的自我拯救。任何振振有词地抬出“未完成的现代性”，借口启蒙任务的艰巨性与长期性来为启蒙文学话语辩护，动辄将对其展开的深入反思与清理指称为“反启蒙”恰恰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行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在具体对待启蒙文学的反思性批评时，最需要的当是现象学 方法 的采用，在理解与认识评判事物时，先要悬置任何偏见尤其是情感偏见，这样才真正有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