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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大调解机制之管见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 经济 社会 发展 正处于黄金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交汇的关键时期，为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全国各地都对大调解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但由于没有前车可鉴，大调解机制的某些概念和相关理论一直处于探讨和争论之中，而各地实践也是五花八门，各行其是，仍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大调解机制建设，更好地发挥大调解的社会综合治理功能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作用，是亟需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关键词】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2006年11月，中共中央 政治 局常委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建立和完善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能把依靠政治优势可以解决的矛盾都引向司法渠道”；发挥政治优势，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搞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注重发挥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着力构建在党委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加强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调解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①。这一重要指示立足和谐建设，以人为本，顺应了当今多元化、多途径解决民事纠纷的世界潮流。同时承继了中华民族“和为贵”的传统观念，发扬我国民间调解 历史 传统，符合先进的诉讼理念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当前，积极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为保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实现三种调解手段的有效衔接，使其联通互动、优势互补、协调一致，形成规范、长效的工作机制，是摆在政法工作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 现代 社会构建大调解机制的必要性 　　大调解机制的本质在于调解。在我国，调解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无论是在几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还是近现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调解作为一项 法律 制度，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治、保障人民权益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支花”的美誉。 　　（一）大调解赋予了传统调解新的价值与使命 　　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价值取向以“无讼”、“和为贵”为指导思想，并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调解，作为这一传统观念的重要载体，在中华大地上实践和延续了数千年，对解决民间纠纷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世界罕见的一整套的制度规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直至现代，主张法院调解的“马锡伍审判方式”仍备受推崇，一度取得巨大成绩。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加之全球化趋势的急剧扩张，传统的以调解为主的审判方式受到了西方司法理念的强烈冲击。全国法院民事调解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80％一度下降到90年代初的60％、直至2003年的30％，来自各方的压力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的调解工作进行重新定位。大调解的产生实质上是一次调解理念的升华和革命，其摈弃了传统调解的非理性手段，与现代司法形式主义有机结合，实现了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多部门的联动，为传统调解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大调解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和要求 　　我国正处于矛盾的多发期，改革改制、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资纠纷、贫富悬殊等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体制难以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迅速健全，不足以切实保护好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导致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数量急剧上升，大量的上访、群访事件层出不穷。据《瞭望东方》报道，仅从2003年7月1日到8月20日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到北京市委门前上访的就达1.9万人次，群体上访达347批，到中纪委门前上访的人员达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453批，平均每天达100多人，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群众上访和信访的问题绝大部分是民间纠纷，是可以通过调解加以解决的。此外，从成本和效益的原则上看，调解通过简便、快捷的方式解决纠纷，可以节约诉讼成本，避免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三）大调解顺应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世界潮流 　　目前，世界各地普遍利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矛盾纠纷。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源于 英文 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简称ADR.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指上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法治发展历程后，相继兴起ADR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并逐步被纳入法制轨道，已经或日益成为当代社会中与民事诉讼制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纠纷解决机制。有数据表明，现在美国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和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代替诉讼解决纠纷程序中得到解决，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