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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 张义 （西安交通大学能动学院 西安 710049） [提要]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重要命题, 它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 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从“知行合一”的提出、内涵、合理因素与理论缺陷以及现代意义等四个方面浅论了王明阳的“知行合一”理论。 [关键词] 知行合一；王明阳；良知；笃行 知行问题, 是中国哲学史上特有的一对范畴。古代的哲学家大多都十分关注知行问题, 比如, 孔子的“讷于言而敏于行”; 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 程朱的“知先行后”; 王夫之的“行可以兼知, 知可以兼行”;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等等。而“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来的, 这一思想在其整个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 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知行合一”的提出 就为何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王阳明说得十分明白：“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针对人们道德修养实际问题的理论特性。 一方面，王阳明生活的明朝中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正是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时候。不仅严重威胁着封建统治，而且猛烈冲击封建伦理纲常。王阳明痛感“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又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王阳明正是针对这种大厦将倾、言行乖异的社会现实和道德危机提出的“知行合一”，并自认为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王阳明在平定南赣山民起义的过程中，发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感叹。高度的匡事济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要完成他的“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的历史使命。 另一方面，理学由一种可以依循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和原则到了明代成了人们法定的行为原则和取士的惟一标准，走向了僵化和反动。王阳明不得不重建一种思想和方法。他不满意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认为这种学说使得道德认识和社会实践相脱节，造成“交知行分作两截用功”的流弊，人们只求知而不顾行。他说：“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 在这种情形下，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 由此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本意，不只是为了解决知行关系的理论问题，更是为了医治“文盛实衰”、知行脱节, 只知不行的时弊，挽救危在旦夕的封建伦理纲常。 二、“知行合一”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所理解和论证的知行问题与今人理解的知、行是有差别的。相对来说，古人理解的知行问题范围相对较窄，更多的是集中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上面。王阳明继承了孟子关于“知”的理解，认为“知”即“良知”，如《孟子·尽心上》中所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的良知良能, 是指人的天赋道德观念。他认为小孩的爱亲敬兄的道德情感, 是与生俱来的, 不待学习就有的。在他看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 亦是与生俱来, 善守而勿失, 就可以成仁义礼智四德, 这是人区别与禽兽之所在。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这一思想，再次提出“良知”，，他所谓“良知”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善恶、是非的标准，是绝对至善的。他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可见，王阳明把良知看成是天理，看成是道。“行”又是什么呢? 一方面,“行”是指人们心理上的意念活动，另一方面是指“笃行“，即有的放矢地做一件事。所以”行“是是身心上对封建道德的体会和实践。王阳明认为人的本质源于心，他表达了与孟子思想极为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心为身之主宰，良知为心之本体，即”心即理“，从实践过程来看待和规定知行关系，认为知行没有先后差别，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应该合一并进。知行合一本质上就是道德实践论，是从道德实践指向道德实践的道德修养方法。 根据历史记载，王明阳三十八岁主持贵阳书院时提出“知行合一”论，重要论述有：以良知为本体，就知行合一来说, 生理欲望, 言行视动、学问思辨和良知引起的一切行为都是知行合一, 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本体；知行是一个功夫，王明阳批评了“冥行妄作”、“不能思惟省察”和“茫茫荡荡, 悬空去思索, 全不肯著实躬行”两种人，强调“知”、“行”不可分离的关系, 行不能无主意, 故行不离知; 知不能无手段, 故知不离行；知行本体同一，即知行“只是一个”, “不可分作两事”；知行合一并进，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人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