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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该持有批判质疑的精神[转载]　　对“团结同学”作为小课题研究，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人每时每刻恐怕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面对不同的意见，什么情况下应该求同存异？什么情况下应该毫不退让？这就需要我们老师有批判质疑的精神。只有批判质疑精神，你才配做知识分子，只有批判质疑精神，才会觉得自己不会被生活中某些不合理的现象所打倒，即使被打倒了，也能站得稳。　　在没谈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自我角色认识的问题需要弄清楚。传统的教育，说你只要有诸葛孔明“安邦治国的韬略”，就会有一个刘备“三顾茅庐”请你出山，可是，现在不行了，一是你不可能有“治国安邦的韬略”，二是即使你有这个韬略，由于现实社会分工太细，就某一项工种，比如做教师，是做数学、语文、英语、科学、品社教师？还是做音乐、美术、体育、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学科的教师？就是这每一个学科，要探索清楚，也不容易。我是个智慧残缺的人，可能要穷其一生精力。因此，我做不了“国师”，而且自认为能做“国师”的人，就应该值得可疑；三是我这个人因受许锡良、柯领、张文质、钱理群文化的熏陶，认为做“军师”和“幕僚”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只能做附庸或雇员，和我主张的要做一个有独立自主精神，能自由的追求相违背。我请大家也能对自我做一个分析，分析清楚自己知道什么，能做什么。我就分析了自己，不适应于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践活动，只适应于做一名穷教师，充其量做一个思想者。　　钱理群先生说：“所谓‘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中间的人文知识分子，就是思想者。‘思想’是他唯一的职责和职能，人文学者关心的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上’怎样。也就是说，他对人和社会的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彼岸世界’的理想关怀。他是用彼岸理想的价值，来对照此案现实的存在，从而不断发出自己的批判的声音。”可见，知识分子永远是个批判者。　　现实和理想的彼岸有一定距离，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而且自己的批判，权贵者并不能接受，这就具定了教研人员永远和官家文化有矛盾，最大的矛盾是，我们教研员主张批判质疑文化，官家主张听话文化，一切都要求下级无原则地按照他的要求办（我并不否定官家文化，该办的不能不办），教研文化是来自于实践的文化，在实践中，看到理论与实践相互矛盾，就需要提出来，再实践、再研究，以至于自己的行动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或者修改原有的理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就是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得到修改。　　为什么说，我们是教师，要做有批判质疑的知识分子，而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做教材的忠实执行者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因新课改文化提出，教师既要忠实于教材，又要超越教材，是教材的研究者和开发者。研究就要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不再是一家之言。要在教师中建立批判质疑文化，就要能听进不同的声音，这就需要教师有开阔的胸怀，能包容一切的姿态，如果你没有这个胸怀和姿态，或者是你周围就没有批判质疑文化，就请你还是按照老路走，否则，谁尝试，谁吃亏。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大家都知道2002年秋季，我们县执行新一轮课改，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引领着我那个乡镇老师进行新课改，当时就思考，新课改精神要求教师做一个独立的人，如果中心校把村小管死了，学校就不能独立，校长就不能自主，这样下来，教师如何做独立的人？于是，我召开村小校长会，要求他们，中心校今后只对你们只是业务引领，学校的一切要敢于自我担当，自我创新。为了搞好业务引领，我充分尊重两个教研员的意见，中心校的人事调配，职称评定都由教研员说了算。　　一天，两个教研员告诉我，他们下一所学校，看见这所学校已经不是学校，而是放牛场。我就抽个功夫，骑着自行车，不声不响到这所学校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所学校不仅在卫生上出现严重的脏乱差的现象，而且班内出现无人堂。我吃惊了，如果这个情况被当时的教育局知道了，我就应该引咎辞职。回到中心校后，我立即召开各村小校长会，收回了下放的权力。中国像这所学校这样的校长可能不是少数，当你把他权力时，他不会用，他已经习惯了做听话的人，任何事情等待你上面吩咐，你吩咐他怎么做就怎么做，绝对不会出现二个样。我们教师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做独立的人，可能如这样的人当校长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促使领导不敢改革。　　好了，村小不能做，校本部总可以慢慢试着改革吧，把校本部做好也不错。我通过做茶座、沙龙、论坛等活动，通过从高校请专家来做讲座，以课题研究为抓手，促使教师能有自我意识，做独立的自我。然而，有的老师一旦从睡梦中惊醒，不适应这个形势，就大声吆喝：我的人权呢！我是第一！为何不给我第一？　　我就遇到有位教师在我主张有自我意识的新课改的精神下，觉醒了，觉醒后，方向不清楚，于是和我发生矛盾。　　学校每一次举办茶座、沙龙、论坛和外请专家做讲座，这位教师是来得最早的人，也是写反思最深刻的人。我们学校作课改，经《教育时报》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