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法制史及中法权述要.docVIP

中国图书馆法制史及法权述要 中国图书馆法制史及法权述要 　《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公共图书馆法》已于2008年3月列入了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第二类项目，2008年11月文化部正式启动了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工作。在200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新年峰会上，拟就了公共图书馆法支撑研究的11个专题：（1）国内外立法资料收集分析；（2）公共图书馆立法背景的必要性、可行性；（3）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定位、功能及社会关系；（4）公共图馆的设置与体系分析；（5）图书馆管理体制；（6）图书馆绩效评估；（7）公共图书馆的条件保障（人、才、物、缴送制度）；（8）著作权的保护在图书馆的适用；（9）图书馆资源建设；（10）读者权益与图书馆服务；（11）国家图书馆条例等项目［1 ］。本文的阐述和论证主要针对这些专题与中国图书馆法制史及法权相关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某一专题。 　　 　　1 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图书馆法制 　　 　　1.1 中国图书馆法制渊源 　　中国有着悠久的藏书楼法制史、制度史。藏书楼早期多为官办，以御用为主。与藏书楼关系密切的制度还有书院，学校，太学和科举制文化机制。御用藏书楼的世代沿袭和传承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礼制的垄断法权，专制性是封建藏书楼的基本特点和制度理念。 　　集中藏书的理念，最早可溯及商代的窖藏，考古发现大量甲骨堆集于窖中，且甲骨文内容，多是与邦国大政有关的记载，这些甲骨文不管是用于占卜、祭祀还是用于档案、史料记载，其集中的文献管理却是事实，应当是当时王朝礼制和法律调控的产物［2 ］。周代崇礼，官设五史即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和御史，都在其职权范围内掌管礼书文献；礼制即当时的等级制和法权，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即是其特权的写照，由此可见，礼书及其典藏的重要性及其法制特点［3 ］。 　　私家藏书是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出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文化普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政治主张和学术争鸣现象。秦始皇以焚书坑儒著称，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专制和政治上的法制倾向，但其统一中国，开始了书同文的历史仍有进步意义，在其中央集权中，设太常掌管典籍收藏［4 ］。 　　汉朝至清朝（公元前206年公元1911年）的两千多年以来，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漫长的发展期，促进了历朝历代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大藏书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兴盛。藏书楼是中国基本的文化建制，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从宫廷藏书楼到官署藏书楼，继而发展了佛寺、道观藏书楼、书院藏书楼、私家藏书楼。楼阁殿台，名称繁多，官职称谓复杂多变，总的来看，封建藏书楼制度和文化权利经历了缓慢的向民间推移的过程，但统治者维持其君权神授、封建礼教、传统文化、法制政治的根本利益的目的是不变的。 　　历代封建王朝无论是在图书编撰、出版、印刷还是收藏、流通、审查、都受到封建专制的制约。乃至科举制度的考试科目，内容以及各书院，学校的授课范围都是这种制约的具体表现。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反映了早期封建文化的法权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儒学在中国文化史中，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且历代沿袭，其经典书籍具有公理地位，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的发展见证了中国藏书楼和文献技术进步的每一个时期。儒学是封建文化专制与文化普及相交流的产物。在文化载体上则经历了简册、帛书盛行时期、写本书时期、印本书时期等各个时期。佛教、道教藏经楼、藏经洞的神秘化机制，实际上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与普及，而恰恰有利于信徒的心理需求，因而连绵不绝，时有盛行。两汉以来，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藏书楼自上而下的推广普及，此消彼长，但都不能摆脱封建帝王的视野和控制，否则就有灭顶之灾。历朝藏书楼重点书目，通常都是由皇家御用文人和官吏（有时还由皇帝御批）认可、审核，现存的多部传世巨著，如宋朝的《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资治通鉴》，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四库全书》，以及历朝积累的《二十四史》、《十通》等传世文献，都是官修、官藏的典范，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反映了中国藏书楼的核心文化及其法制理念。封建王朝的藏书楼对保存中国文化遗产可谓功罪各半，但就其法理的历史价值来看，应从正反两面去辨析，吸纳其合理内核。 　　1.2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法案 　　进入近代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文化制度和法律的影响，尤其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封建上层的文化革新与改良，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清朝宣统二年（1910年）问世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是以政府名义颁布的第一部图书馆法案。这是历史驱动下的前所未有的文化进步，但仍不能掩饰其政治上的落后，不过是帝国行将崩溃前的哀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