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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调整对象学说史略 关键词: 民法调整对象 学说史 民法草案 内容提要: 民法调整对象，就是指民法这一 法律 部门所要规范的社会关系。民法调整对象问题，一直是民法学界讨论比较热烈的课题，不仅在我国民法学界，在前苏联以及受前苏联影响的其他国家也不例外。民法调整对象之学说在新 中国 六十余年的 发展 演变有其 历史 背景，反映了社会变迁和民法理念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中国 经济 体制改革和民事立法活动波动的影响，民法的调整对象成为民法学界长期讨论和探索的重要课题。[1]在此方面依次出现过“两个一定说”、“三部分关系说”、“商品关系说”、“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说”、“大民法说”、“小民法说”以及“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说”等等。[2]近来，学术界有些学者[3]又认为，在民法调整对象理论观点方面，中国属于与“前苏联密切联系”之国家，是属于“维持并修正不对称平行线说[4]的国家”之列。其依据的是1986年《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那么，这些观点中哪一种观点最为可取、最适合中国的民事法律运作实际呢？笔者试从新中国历次民法典立法草案关于民法调整对象规定内容的变迁来研讨这一问题，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一、20世纪50年代立法中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 1。1955年10月5日稿的规定。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制定的第一个民法典草案是1955年10月5日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该总则草案的第2条规定： 本法是调整社会主义组织间，社会主义组织与私营 企业 、公民间，及私营企业、公民相互间的财产关系，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另有两种意见： (1)本条可改为：“本法是调整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私营企业、社会团体、群众团体、公民间，及其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2)原条文最后两句可不要，“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可改为“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5] 这一规定显示了当时中国民法学界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主体认识和特征。一方面，这里没有提及婚姻家庭关系，因为婚姻家庭关系已经由195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来调整了。另一方面，该定义甚至也没有提到“人身关系”或“人身非财产关系”，只规定了各种财产关系。同时，该定义虽然讲了各种财产关系，如“社会主义组织间，社会主义组织与私营企业、公民间，及私营企业、公民相互间的财产关系”，但并没有提到商品经济。恰恰相反，该定义倒是突出了计划性，强调了计划经济的重要地位，指出民法对以上各种财产关系的调整，其目的是为了“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在上述第二种修改意见中，这句话被改为“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其思想并没有什么改变。 此外，该定义不仅突出了计划经济，也突出了发展生产力，突出了对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视，试图将民法视为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立法宗旨和精神实际上是对此阶段我们党关于社会矛盾认识成果的法律表述。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要做到这一点，还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包括民法典)。 值得注意的是，该定义虽然没有规定人身关系(当然也就不涉及人格和人格权了)，但对民事主体的规定倒是很丰富的，在正式规定中涉及社会主义组织、私营企业和公民三大类，在上述第一种修改意见中，则涉及了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私营企业、社会团体、群众团体、公民七大类。尽管没有使用“法人”的用语，但假如将公民理解为“ 自然 人”(当然，公民和自然人是不同的)的话，那么，当时这一民法调整对象学说几乎包括了民事活动的所有主体。与此同时，该定义的用语，如社会主义组织、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私营企业、社会团体、群众团体、公民、国民经济、计划、社会生产力、改善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等，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20世纪50年代中叶的中国学习前苏联，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试图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现实反映。这一点充分说明，在对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上，民法学界是深受当时中国社会的 政治 、经济发展特点的影响的。 由上可知，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的第一部民法总则草案在民法调整对象的表述上，并没有完全接受前苏联式的定义，而是更多地受到了国内民法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