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历中史起点与实践路径.docVIP

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历史起点与实践路径 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历史起点与实践路径在中国的法制变革及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济法的发展有着极为独特的、完全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更有其极为特殊的功能定位和法律价值。中国经济法学在其几十年的研究发展历程中，在梳理概括西方经济法学的历史发展和理论判断上做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但那种基于西方经济法理论的研究，不仅难以回答中国经济法制发展的现实问题，也使自身的理论研究陷入严重困境。这其间，虽然相当部分钟情或有志于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始终没有放弃探索，也形成了诸多创新性的理论成果，但总体而言，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话语和中国逻辑等依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所以，中国经济法学发展需要的不仅是对自身和现有研究的检讨和反思，更需要追本溯源式的理论追问。 　　一、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历史起点：政策推动与立法先导下的经济体制变革 　　经济法毫无疑问是规制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西方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法律部门，由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情不同，其经济法的法律体系、内容、法律规制对象与目的也各不相同。比如美国经济法是以反垄断为立法目的的谢尔曼法为产生标志，逐步扩展到其他经济发展领域；德国经济法二战前后的立法思想不同，战前以统制经济为目的，产生了国家统制主义的经济法。日本受其影响，也产生了类似的经济法律。这种立法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公权管制与垄断特权，排斥甚至禁止私人企业自由竞争等。二战后，西德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苏联计划经济制度进行了折衷，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思想，即宏观控制下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市场竞争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原则，同时赋予国家一种作用，国家必须为竞争秩序确定一个框架和秩序，并不断地保护维持这一秩序，并强调干预、公平、合理和正义。[1]战后日本虽然确实经历过从统制经济法到以竞争法为核心的经济法的转变，但其经济法学界对此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各经济法学派之间仍然存在分歧。[2] 　　上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法理论虽然对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确实有着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但很显然并不完全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和现实。因为上述国家经济法无论以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和规制对象表现出来，其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和发达，竞争型观念的大众化普及等，都是我国在经济法产生之初所不具备的。尤为重要的是，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起点及其目的功能与上述这些国家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经济法是规制现代市场经济竞争秩序的法律，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在我国目前还处在起始阶段，发展历史还很短暂。作为东方社会的中国，有着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政体发展模式和价值体系，在我国古代漫长的专制农耕社会时期，与政权维系的皇权专制、中央集权要求相适应，除极少数朝代外，绝大部分朝代的古代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其政权的稳定，均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受此影响，古代社会的民众对商业和商人群体形成了无商不奸的从业歧视和道德鄙视观念，这使得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难以发展，更遑论制度层面的市场经济发育了。这也使得中国古代社会除了周而复始地通过暴力方式进行朝代更替外，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陷入了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东方社会静止式发展状态。 　　新中国建立以后，受前苏联的影响，特别是1957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运行模式逐步采取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掌控了一切经济资源，垄断了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其生产与经营都要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进行，这种模式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说的那样，我国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毫无疑问，在排斥商品和市场，实行计划经济的时期，在国家单一地运用指令性行政强制手段运行经济的情况下，经济法没有产生的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待商品、市场与市场经济的问题上，我党经历了认识逐步清晰和深化的过程，其间也经历过不少争议和曲折。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即使在该文件通过的情况下，学界仍然有不少主张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学者受到了质疑和批判。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我国将实行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文件虽然明确了建设商品经济的目标，但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仍然在理论与实践上难以理清，在经济体制建构上更是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