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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票据立法探析 　　「摘要」本文旨在以清末《大清商律草案》中的票据法草案，北洋政府的票据法草案及南京国民政府制顽的1929年《票据法》为基本线索，考察 中国 近代票据立法的产生、 发展 变化的 历史 进程及其 规律 性，揭示中国近代票据立法的特点，探寻中国是如何移植西方票据 法律 制度，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的。 　　「关键词」近代；票据立法；移植 　　中国的票据起源于唐宋时期的“飞钱”、“交子”和“贴子”，但因中国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严重摧残和阻碍了商品 经济 的发展，致使中国古代票据没有有利的客观经济环境而未能发展起来，因而不可能过早地制定出票据法规。中国近代的票据立法肇始于前清末叶，它是清政府实行“新政”和大规模变法修律的产物，至此中国开始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怠至南京政府时才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近代票据法律制度。 　　一、中国近代票据立法的宏观考察 　　（一）《志田案》。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起来，国内已有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 企业 570余家，其资金总额达6900余万元。与此同时，清政府将重农抑商变为工商并举，有力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当清政府开始修律变法时，在工商业发展过程中因发生诸多的商事纠纷而无法解决时，就不得不将商事立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于是修订法律馆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商务”所急需的商事法规，诸如1903年《奖励公司章程》，1904年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等。这些法规虽然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因其内容较为简单，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1908年10月修订法律馆聘请日本法博士志田甲太郎共同起草商法，1909年《大清商律草案》陆续脱稿，共分为总则、商行为、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五个部分。其中票据法草案分为三编十五章94条。第一编总则，下设二章，第一章法例，第二章通则。第二编汇票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汇票之发行及款式；第二章票背签名；第三章承诺（承兑）；第四章代人承诺；第五章保证；第六章期满日；第七章付款；第八章拒绝承诺之拒绝付款之场合之请求偿还权；第九章代人付款；第十章副票及草票（副本及膳本）；第十一章汇票伪造、变造及遗失；第十二章时效；第三编期票，第十三章期票。因这部票据法草案是聘请日本法学家志田甲太郎所起草的，故称为《志田案》。 　　由于《志田案》是在清末政局动荡，法规未备的情况下，依据《海牙票据统一条例》，并参酌德、日两国的票据法而制定的。加之，票据法的制定纯出于一种方便市场贸易，繁荣商品经济的技术，而我国古代法理既无先例，立法经验也十分缺乏，所能 参考 的仅是国外的票据法。因而，《志田案》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是很明显的。例如：系统紊乱结构不合理。《志田案》第十一章票据的伪造、变造和遗失；第十二章时效，均为票据所共同适用的准则，既有通则，则应将这二章规定在通则中。同时也无支票一章。在具体内容上某些概念不清，没有区分拒绝承兑和拒绝支付，尤其是某些规定也不符合中国商场习惯。如第94条规定：“本法凭票付款之期票不适用”。此条规定主要是不承认无记名式（即来人付式）的本票。然而我国发行的本票，实际上大多属于无记名式，如钱庄发行的本票是无记名式，并且信用卓著。因此，第94条的规定与我国的商情不合。此外《志田案》还存在着“锌漏抵触之处，并辗转多译，于志田原稿多出人”的缺陷[i]，故《志田案》未能颁行。尽管如此，《志田案》作为清末移植西方票据法律制度的首次尝试的产物，实为中国近代票据立法之嘴矢，在中国近代票据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志田案》引进了发票、背书、承兑、保证、追索权等概念和制度，把这种异质文化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国，这项工作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志田案》的拟定，标志着中国票据立法开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也为中华民国的票据立法积累了一定经验。 　　（二）《共同案》。因《志田案》未能颁布，中国实业界、 金融 界仍没有专门票据法用以调整日趋复杂的商事关系，为此，修订法律馆和银行工会为票据立法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在1914年至1915年间，修订法律馆提出重新制定商法的建议。同时，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也委托各个分行号，调查各地通用票据的情况。但因时局急剧变动，制定票据法的提议及准备暂告停止。直到1921年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议在天津召集第二届会议时，制订票据法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北京银行公会首先在联合会议上提出拟请政府速订票据法提议案，杭州银行公会也提出拟请订颁票据暂行条例案，并呈请财政部迅速制颁票据法。 　　在全国银行公会、各地银行工会及商会要求拟颁票据法的强烈呼声下，自1922年至1925年期间，北洋政府的修订法律馆连年展开了一系列的票据立法活动，共拟定出票据法第一次草案（又称为《共同案》）、票据法第二次草案（又称为《爱氏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