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化多样性与人中权发展.docVIP

亚洲文化多样性与人权发展 　　当今世界，亚洲是既充满活力又冲突多发的地区，也是“一个以其丰富的文化、宗教和多样性感到自豪的地区” [1]，越来越多的 政治 家和学者关注正在变化中的亚洲社会的人权状况，亚洲已不再仅仅是 经济 、文化和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它已成为对世界人权事业 发展 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区域共同体。在充满挑战与希望的21世纪，人们不仅要看到经济繁荣的亚洲，而且将看到日益富有人文精神、追求宪政主义价值的亚洲社会。 　　一、亚洲文化的多样性与法治传统 　　在世界舞台上，亚洲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从 历史 发展、文化传统与地理环境看，亚洲人生活在统一的亚洲社会环境之中。亚洲法治是亚洲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寻找并创造性地发展的社会规范体系，是亚洲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亚洲法治的历史和社会功能以及独特的文化魅力，提供了亚洲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 现代 社会转变的契机，进而发展成为令人瞩目的、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地区。 　　在亚洲宪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传统文化发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是在东亚、南亚还是西亚，文化的共同体意识客观上形成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展的 法律 基础。有学者认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东亚传统文化是东亚文化发展上必不可少的阶梯和环节，它的积极成果是推动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根据和动力。 [2]东亚传统文化是东亚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的体现，反映了东亚人特定的生活方式。在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东亚民族以理智、客观的态度比较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既吸收西方文化中符合本国国情的因素，又要保留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因素，因而合理地协调了东西方法文化之间的价值。 　　宪法文化是一个多样化的概念，它反映着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宪法价值的认识与情感，特别是反映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中孕育的宪法价值。在二战后西方国家法学中之所以兴起研究法律文化的学术热潮，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学者们在东方法律制度的研究中发现，探讨东方法律文化乃是寻求东方法律制度与精神的基本途径。如果只停留于法律制度表面层次而忽视其文化价值，那就难以得到有关亚洲法文化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即“要真正理解东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必须同时研究东方的传统法律文化，光有法律的比较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进行法律文化的比较。” [3] 　　从亚洲各国宪法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亚洲宪法文化是一种复合型结构，即在不同法文化的冲突中寻求 自然 和谐与融合。比如，作为共同体的东亚法文化通常包含着如下因素： 中国 传统法文化、西方法文化、本国固有法文化以及融合中形成的新的法文化形态。在传统东亚法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为法文化在东亚的初步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然，中国传统法文化产生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也不能代替东亚各国古老文化体系中曾经存在过的传统因素。 　　二、亚洲法文化传统与人权价值 　　（一）文化多样性与人权概念 　　从文化与人权的关系看，西方人权只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反映西方历史的发展进程。它在历史上曾经对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权实践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唯一的概念体系，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同模式”。在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上，每一种文化体系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应得到平等的承认。西方文化、亚洲文化、非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孕育了各自的人权概念，赋予其鲜明的文化特征。宪政主义作为保障人权的原理，反映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权价值，并由此而形成各自的特点。 　　从文化角度讲，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权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权的表述是各不相同的。西方生产方式下孕育的人权与亚洲生产方式下产生的人权实践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关人权理论的研究成果表明，西方人权概念缺乏世界普遍性。英国学者米尔恩（A.J.M.Milne）在《人权与人类差异》一书中认为，尽管人权是西方最流行的政治辞藻，也是人们判断政制好坏的标准，但人权概念并不是清楚、明确的。他举了三个方面的理由：（1）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看，西方的人权与当今人类的大多数并无多大关系，因为人类的大多数没有，也从来没有生活在西方式的自由；（2）从文化和文明传统来看，西方的人权所体现的是西方的文化和文明传统，而西方传统只不过是人类众多传统的一种； （3）从个人的社会属性来看，人离不开社会，每个人都因生长于某个特定的社会，学习其语言、参与其生活而成为一个人和人类成员。 [4]米尔恩教授对人权概念的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亚洲式人权很有启发意义。 　　（二）文化多样性与人权的实践基础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人权概念应反映文化的多样性，它所包括的内容是整体，各种权利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1993年4月，世界人权会议亚洲区域筹备会议通过的《曼谷宣言》指出，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互相依存，必须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