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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法相关问题比较及我国立法的完善 一、产品责任法概述 　　产品责任是指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由于其提供的产品具有缺陷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方面的损害而应当向受害者承担的民事 法律 责任。 　　产品责任法就是调整上述产品责任关系的法律规范总体，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约束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行为，维护消费者利益并促进商品 经济 的 发展 。 　　产品责任法是本世纪以来在各主要发达国家新兴的法律部门。在前资本主义 社会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品种稀少，结构简单，人们对所需商品的选择凭其经验即可，不易发生错误。因此当时的法律只强调“买者注意”，若买者未尽注意选择不当受到损害，则应自负其责。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 科学 技术的广泛 应用 ，产品种类增多，复杂性增强，使人仅凭一般经验和知识水平难以作出恰当的选择。而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者，又在利益的驱动下不可能不惜违反诚实信用的交易规则而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粗制滥造，损害消费者利益。在此背景下，“卖者注意”的信条逐渐取代了“买者注意”。各国也相继开始制定专门的产品责任法，以更有效地解决因缺陷产品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社会 问题 。如美国1979年《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1987年英国的《消费者保护法》，1989年联邦德国的《产品责任法》等。（注：本文涉及的国外法规除特别指明外，参见国家技术监督局政策法规司编《国外产品质量与产品责任法规选编》， 中国 计量出版社1992年版。） 　　我国的产品责任法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产品品种少，复杂的高档产品更少，即使出现产品致人损害的问题，也是极个别现象，按一般损害赔偿关系处理即可。但是80年代以后，随着产品种类的丰富、构造的复杂，产品致人损害的现象日益突出，出现了 现代 意义上的消费者问题和产品责任问题，需要立法加以调整。1986年4月5日，国务院发布《 工业 产品质量责任条例》，主要规定的是行政责任，产品也只限于工业产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品责任法。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第三十次会议于1993年2月2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则包含了产品责任法的主要 内容 。此外，我国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还散见于各有关法律法规中，如《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卫生法》等。 　　二、立法体例比较 　　我国没有形式意义上的、独立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内容存在于1993年施行的《产品质量法》中，这是一部综合型的法律文件。除了产品责任的内容外，还包括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尽的产品质量义务，甚至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度。如质量认证制度、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产品质量的抽查、检查制度以及违反这些制度的罚则等。而就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立法体例看，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产品责任单独立法的做法。如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欧共体等。以1989年12月15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联邦德国产品责任法》为例，共19条，对产品责任所涉及的主要概念都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如责任的认定及免责（第1条），产品范围（第2条），缺陷含义（第3条）、生产者范围（第4条）、责任范围及赔偿方式（第7—10条）等。 　　这两种立法体例谁更合理呢？笔者的看法是我国的大杂烩式的立法体例是不可取的。它至少存在下面两个问题： 　　1.公私不分。从立法内容的性质上看，产品责任属于侵权责任。因此产品责任法为私法，适用民法原则；而该法的其它内容则多数是行政法范畴，甚至还有刑法内容，因而为公法。两者在行为后果、责任认定、处理结果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硬是将两种具有独立内容、性质不同的规范揉合在一起是不合适的。 　　2.重点不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大而全的偏好，反映在立法上，可能就认为产品责任法条文较少，似乎够不上“一个法”。但事实上，它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和 理论 价值却远远大于和它并列的其它部分。象占很大篇幅的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只能算是一种质量标准的制定，是行政管理的手段。将这两部分绑在一起，显然忽视了产品责任法的独立价值和重要意义。这对理论上的探讨和立法上的改进制造了困难。（注：1993年以后出版的大部分经济法教科书都是按照《产品质量法》的文本格式来阐述产品责任法的有关内容，使其淹没于一大堆的行政法规的引述之中，完全打乱了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但武汉大学漆多俊教授则把《产品质量法》的内容一分为二，抛开了立法结构，按产品责任法和质量管理法来讲述，参见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八章第一节和第二节。） 　　基于上述理由，在以后对《产品质量法》进行修改时，应 参考 国外立法的经验，将产品责任法体系独立出来。这种独立一方面是理论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蕴示了我国对产品责任问题危害性和迫切性的重视，因为它是维护广大消费者切身权益的最后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