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彭宇案法官责任辨析(程志刚).docxVIP

南京“彭宇案”法官责任辩析 程志刚 “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约而同联想起“彭宇案”。“彭宇案”的一审主审法官再次被人声讨，甚至有偏激的网友说是他杀了“小悦悦”，要求对他追责的呼声四起。早在“彭宇案”出世之时，笔者就断言该案祸患无穷。但平心而论，王法官的失败只是个体的失败，如今把“彭宇案”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实在有失公允。我们要反思“彭宇案”的判决思维，更要反思我国司法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一、笔者认为，“彭宇案”一审判决的主要错误有两个 （一）在遭遇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没有适用证明责任来进行判案 法官在审案难免会遭遇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而法官又“不得拒绝裁判”，为此法律为这种情况规定了解决之道——适用证明责任来判断。 原告提起侵权之诉，需要对的4个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其中，被告是否实施了侵害行为这一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法官可以直接判令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即原告方败诉。如此判决的后果是：1、虽然不能据此认定被告是见义勇为者，但至少昭示了法律不会冤枉行善的人，不会苛求行善的人自证清白，鼓励了见义勇为；2、原告虽然输了官司，但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也不难接受，因为输在证据不足，怨不得别人、怨不得法院，从此知道法律原非万能；3、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双方可以回归安宁的生活。本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损害赔偿纠纷，双方争议也不大（原告也坦陈其有医保劳保，对赔偿也不太在乎），也几乎不涉及道德问题以及中国人最看重的“面子”问题。如此判决，法律的指引、评价、教育、预测作用均得以充分发挥，很好地实现了法律的自身价值，社会反响也一定很好。 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将证明责任这一工具弃之不用，以“事实推定”的方式作出了判决，从而把原被告以及目击证人逼入道德的绝境，从数额不大的赔偿争议演变成各方为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而输死搏斗，最终统统成为输家。 （二）一审判决的事实推定错误 所谓事实推定，是指法官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根据经验法则依自由心证，推理出另一个事实。但事实推定作为法官追求案件事实的一个工具，其适用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而“彭宇案”不具备以下条件： 1、事实推定要求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高度概然性。虽然，目前社会道德水平不高，乐于帮助陌生人的人不多，但认为只有加害人才会上去救助受害人也属极端。以帮助行为推定加害行为，两者之间缺乏高度盖然性。 2、事实推理必须符合公正理念和高尚社会价值取向。对于适用事实推定的案件，法官应当倾向于追求高尚的社会价值，在平衡个案公正与社会公正冲突时要体现社会公正优先。按照一审判决的推理，因为你帮助了受害人，所以你就是加害人（除非你自证清白），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以致“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大家不约而同将“彭宇案”视为肇端。 二、“彭宇案”一审主审法官之错，后果有限，恶果的酿成有更深层的不可归责于王法官个人的原因 司法有其自身的规律，为确保裁决的公正和权威，法治国家都建有完备而堪称“奢侈”的司法体系，制定了法官遴选、职务保障、公开审理、合议、上诉等一系列制度。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司法体制明显弱化法官个体的权责，强化集体负责和审判监督，行政色彩相当浓厚，以致不惜任由某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与通常的法治原则相悖。在这些制度遭到诟病的时候，每每以中国国情来回应；在最需要发挥这些司法制度的优越性的时候，这些制度却往往不灵。这在“彭宇案”中表现得甚为突出。 1、在我国，法院作为集体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法院独立，而不是法官独立。任何判决都是以法院的名义作出的，代表法院的集体意志，法官个人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独立作出判决。每一位合议庭成员包括审判长，理论上都只有平等的一票。在中国，法官之间的地位悬殊，从职务讲，有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院长；从行政级别讲，科员级、副总理级；从法官等级讲，有四等十二级，从五级法官到首席大法官。在法院内部，各级领导依照职权对案件的审理进行分级监管。“彭宇案”在一审审理期间，已经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一审法院理应高度重视，慎重决断，严格把关。一审判错了，是做出这个判决的法院错了。王法官只是参与决策的一员，要他承担所有责任显失公平。 2、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但又终审不终、无限再审，这就为纠正错案预备了足够的救济通道。其中，二审专为监督、纠正一审裁判而设立。二审法院完全可以在二审的时候直接纠正一审的错误。“彭宇案”的一审判决只是一个未生效的判决，虽然其中的某些文字触痛了人们的神经，但该判决无任何法律效力，听凭二审法院对其进行法定的评判。在万人瞩目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完全可以拨乱反正，给公众一个掷地有声的回应，那将是多么地振奋人心啊！如此，坏事变成了好事，更加彰显法律的尊严。 3、在我国，上级法院监督指导下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发指示、提要求、下命令、做答复，上级法院代表着更高的政治、法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