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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成年被害人救助机制构建的探索 　　摘 要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是国家能为合法权益遭受侵犯的未成年人所提供的最为实际且有力的保护。在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建构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体系，应是救助原则人性，救助内容丰富，救助形式多样，救助范围宽松，救助程序便捷的机制，能够从多层次多角度保障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所受损害得以救济。本文基于充分保护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权益，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就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主体、内容、对象、程序方面提出几点构想，以期能够在我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的构建过程中起到微末之力 关键词 公诉案件 未成年 少年司法 刑事被害人救助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7.018 一、 建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体系的必要性 （一）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是“国家亲权”理论之必然体现 “国家亲权”由传统“家长亲权”理论伴随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而衍生，该理论认为，国家是未成年的最高监护人，理所应当积极行使监护权利保护未成年人，要求通过修订政策、法律对未成年人的成长进行干预。尤其是“在未成年的父母缺乏保护子女的能力……国家可以超越父母的亲权而对未成年进行强制性干预和保护” 。而在司法程序中，当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之所需救助超过（或暂时超过，但已影响到其身心安全）父母的能力范围之外，国家及时通过社会福利体系提供相应支持，维护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相关利益，系“国家亲权”之体现 （二）儿童最大利益化原则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提出了目标 《儿童权利宣言》明确指出：“儿童应受到特别的保护，并应通过法律和其他方面而获得各种机会与便利，使其能在健康而正常的状态和自有与尊严的条件下，得到身体、心智、道德、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在为此目的制定法律时，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 该原则作为少年司法之准则，理应同样作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之准则，因此，所谓只救助不应只是保障被害人最低生活所需，而应是在司法机关、国家可承受范围内，全力保护刑事被害人各项权利，其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救助、信息救助、物质救助、心理救助等方面 （三）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是国家对公民之救助义务 国家与公民通过缔结“社会契约”，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由公民放弃部分权力，从而由国家保障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遭受侵害时，国家没有尽到保护之义务，依据“社会契约”，国家应当对其未履行相应义务所造成的损失负责，补偿被害人。此理论后被延伸为国家不仅应承担未尽保护之义务的责任，更应在犯罪嫌疑人无法赔偿之时，行使“代为补偿”的责任。未成年作为社会公民，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之后，也理应由国家进行救助 （四）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将是提高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未成年属于社会弱势群体，而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更是社会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国家之所以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不在于国家防范犯罪不力，而在于犯罪被害人如同劳工、残障、幼儿及老人等，同属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那么一个现代国家就应该通过社会政策来改善和关心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这也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的应有之义，也是国家为增进个人福利的当然义务” 。通过开展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将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实施救助的主体 被害人救助主体是负责开展和承接被害人救助的工作部门。纵观世界各国的被害人救助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医院模式、警察模式、检察模式和其他模式。由于检察机关的自身优势与角色定位，笔者更加倾向于由检察机关作为被害人救助的“牵线人” 首先，检察机关工作包括批捕、起诉、法律监督、预防犯罪等众多职能，其工作贯穿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执行等司法环节， 相对于公安、法院仅仅涉及诉前或者诉后，检察机关开展救助可以保障救助及时性、连贯性，从而避免救助工作产生“断档”，从而影响救助工作的有效性 其次，检察机关相对于公安、法院更具有社会资源优势，并已经就如何挖掘、整合社会资源积累了经验。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各级检察院未成年检察处均普遍与社工事务所、心理咨询等社会专业机构合作，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展开社会调查、跟踪帮教、心理救助等工作。比较公安、法院在整合社会资源方面，检察机关已经拥有了些许相关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开展，十分有指导意义 最后，检察机关通过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正确处理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案件当事人与社会的关系，将提升检察机关在人群中的公信力，提高社会群体对司法活动的信任和期待，也将推动恢复性司法的建设，有助于社会和谐，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