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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研究综述当历史保护从文物建筑保护走向历史文化环境整体保护时，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历史街区”出现了。历史街区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人类的每一种功能作用，人类相互交往中的每一种实验，每一项技术上的进步，规划建筑方面的每一种风格形式，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它拥挤的市中心区找到(芒福德)”。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从事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开发研究，并对历史街区赋予了文化遗产的意义。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英文文献为研究对象，对国外关于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开发研究进行了综述，总结出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研究的八个方面，以期对我国城市历史街区保护开发有所启发。一、城市历史保护街区概念及发展研究从目前发表的文献看，城市历史街区(historicurban quarters)应该是保护区(conservation place)和城市街区(urban quarters)两个概念的融合体。最早正式提出保护区概念的是1967年的英国的《城市休闲法案》。而城市街区这个概念出现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Tim Heath等人将之归纳为“具有相对较小尺度、混合功能、良好的步行环境(满足但不鼓励使用汽车)、不同类型与尺度的建筑以及使用权的多样化”。历史街区的保护经历了三次保护思潮。第一次保护思潮注意力集中在保护单体建筑上。第二次保护思潮保护范围扩大到历史建筑群、城市景观和建筑环境上。Burtenshaw对此评价为“除了视觉的、建筑的和历史的品质外，对地区功能特征以及对保护建筑有利的经济功能的考虑都作为了保护的重点。”到了第三次保护思潮时期，具有针对性的地方性保护政策的制订成为主角。与早期的保护政策关注遗产本身的历史特性相比，现在的保护政策更注重遗产的未来。Ashworth和Tun-bridge认为当前与未来的土地利用、交通系统、地区人口及社会结构等，都应包括在实施保护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中。二、城市历史街区保护政策研究国外城市历史街区保护立法较早，可以追溯到1967年的《城市休闲法案》，政府在立法保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John Pendlebury认为涉及历史地段的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1877年的《莫里斯宣言》。政府在立法保护角色上，Steven Tiesdell认为地方政府应当在城市历史地段的保护与复兴中担当引导者的角色(Proactive role) E41。在保护方法上政府通常采用目录法。Binney在《我们的辉煌遗产》一书中提到了英国伦敦的考文特广场区通过负责环境事务的国务大臣开列的一份历史建筑清单，有效地阻止了考文特广场区大规模的开发项目，100多栋历史建筑才得以保存下来。同时政府还关注保护与其他方面的关系。Ian Strange探讨了英国历史城镇在经济与政治平衡上的努力所带来的意义。三、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关系研究 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新理性主义的产生，在城市保护与开发关系上出现了两种指导思想。一种是新老结合的思想。采取渐进和插建的开发政策(而不是全面的综合性开发)，保护现有历史街区的环境和社区结构，Kolb称之为“累进重读过程”(incremental rereading)。另一种是辨证思想。Rogers认为要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就不能肆意开发，也不能过度控制。保护和开发不是孤立存在的，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辩证关系。关键是要把握好允许变化的程度和规模，并且制定出保护街区历史特征的控制方法。Lichfield和Richards均在文章中提到了这一思想。更多的研究者把目光放到了具体的案例研究上。Sim Loo Lee以新加坡为例，对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这对关系进行了研究。Florian Stein-berg则对发展中国家城市更新过程中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的复兴和保护进行了研究。LU Junhua以北京的城市发展为个案，研究了历史性城市在城市建设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征。四、城市历史街区复兴中社区参与研究国外研究者认为，政府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参与过多，而公众，尤其受保护政策影响较大的那部分公众几乎没有参与进来。而公众的作用是巨大的。John pendlebury在英国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历史研究中发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之间，之所以很少有历史建筑被拆除，公众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研究者们提出了社区参与思想，鼓励公众参与到历史地段的保护中来，对保护中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论证，以避免鲁莽的发展和轻率的保护。 Rafael Marks在《保护与社区》一文中提出了一种社区参与保护历史街区的模式。该模式包括三个方面:持续性保护、住宅主人的角色转变、外界帮助形式的转变。Brenda S A Yeoh和ShirlenaHuang提出要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解决历史街区与城市肌体脱离问题[[9l 0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