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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难和就业后不稳定的四大原因 　　作者：老田 　　在朱镕基总理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之下，大学由于处在就业前的最后一个培训阶段，因此受到人们的格外追捧，许多父母把毕生积蓄投入子女教育，冀望子女能够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点的工作。在学校方面，则是充分利用这一心理进行大规模扩招，把教育垄断变成尽可能多的现金收入，在这一点上，政府、学校和个人似乎达成了一致。从扩招的后果上看，政府实现了GDP数字的增长，学校捞进了大把的金钱，学生家长被榨干了积蓄之后面临的仍然是子女就业无望。 　　目前中国存在的大学生就业困难，依照老田的看法，主要有四大原因： 　　第一是中国最近二十多年的盲目开放，结果使得中国经济全盘进入国际分工体系（2004年进出口额超过GDP比重的70％），主要的产业被固定在国际分工的底层，因此中国即便是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但是新增加的劳动就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就业需要，是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同时毫无劳动保障和福利的岗位，这些岗位主要是“农民工”充任。这是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数量急剧增加的原因。由于中国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产业，实质上已经被放弃了，因此高端就业岗位越来越少，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岗位都严重不足，在相对比例上，中国在制造业的生产线上的就业岗位占据绝大多数，而欧美日则是刚刚好反过来，高端就业岗位多有利于大学生就业。 　　换言之，由于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处于国际分工的底部，使得中国就业上呈现“白领需求不足”的状况，这是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岗位与扩招之后的庞大毕业生数量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变成一个结构性的困难而长期无法解决，以后会表现得越来越严重，而且还将因此降低大学生的谈判地位，引发其他严重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特别是文科教育质量极为低下。这倒不是说中国大学的文科生智商不行，学习计划完成得不好，这个教育质量说到底与学生本人的努力状况无关，根本原因是教学内容的“全盘西化”，几乎不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学生经过大学数年的学习之后，对于现实社会的状况仍然是十分隔膜，这也严重不利于学生的就业。说到底，如果大学生不能够比未经大学教育的人士，更能胜任工作，显然就无法在就业竞争中间胜出。大学扩招过程中间，教师的知识结构仍然是非常陈旧，而且许多教师完全没有服务学生就业和社会需要的认识，一些人甚至把课堂作为发泄自身狭隘感受的讲台，把授课内容政治化空洞化，结果使得学生也常常被传染了偏激的、与社会无法协调的“孤愤”情绪，结果使得大学生在融入社会时还背负着老师传递过来的“人为障碍”，无法正确看待社会和他人，难于协调和合作，这也是教育系统的一个严重问题。因为老师最终是在与社会非常不同的校园里混饭吃，还吃得开，学生被输灌了这些东西到社会上之后，常常因此变得更加“吃不开”了。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急剧扩招带来需求关系的变化，因此在择业方面大学生的谈判地位急剧下降，这不仅表现在收入水平的下降，还表现在就业单位因此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要求，拒绝承担大学生就业后的“在岗培训”费用。随便拿一份报纸去看招聘广告，常常发现就业单位要求“数年工作经验”这样的要求，这是极端不合理的。实际上，一个理工科毕业的大学生，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需要在毕业后的工作岗位经过一定时间的继续学习，才能完成这一转变。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学生通常是毕业后进入国有企业，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跳槽去私营企业或者三资企业，现在国有企业已经非常少了，不能够承担大学生毕业之后的培训基地，因此这一要求的达到只能是大学生个人和家庭承担。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把“在岗培训”如果转移到学校里面去完成的话，在时间和金钱上都将是非常不经济的，比在工厂完成要浪费更多。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大学生谈判地位的下降，使得一些用人单位拒绝承担“在岗培训”费用，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这也严重妨碍了大学生的就业。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与整个社会环境的变换有关。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学生就业的单位通常是国有机构，这些单位的分配模式一般是：当前只给很低的现金收入，同时在福利方面往往是“对个人包干”的。因此在一个人年轻和工作的最初几年，单位需要付出的“工资成本”通常很低，这样单位一般倾向于愿意承担“在岗培训”费用，也乐于接纳新的大学生就业；而现在的分配体制完全不同，基本上要求按照个人的当期工作贡献，大部分以现金收入方式兑现，同时单位完全不承担养老、住房等主要福利。这样一来，就把个人的收入内涵完全改变了，要求以个人的现金收入积累来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样把个人的现金收入要求就急剧地拉高（因为低收入满足不了个人基本的衣食住行要求，特别是在住房产业化之后，最低收入底线在急剧攀升），从而使得大学生在成为一个合格的员工之前，就无法接受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