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芬兰教育改革中学到什么-前沿研究-教育-20120627.docVIP

我们可以从芬兰教育改革中学到什么 基本讯息： 来源：译言网 2012.06.22 链接： /view/335141/294478 /articles/archives/2012/mar/08/schools-we-can-envy/ 研究概述： 对美国而言，这种为了教育改革而找另一个国家作榜样的方式已经不新鲜了。在19世纪中叶，美国因普鲁士教育制度的专业性和结构而拥护它。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涌向英格兰为其先进的学校啧啧称奇。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又充满嫉妒地将日本经济的成功归功于该国的学校体制。如今，最新得宠的国家轮到芬兰。在《芬兰经验：世界可以从芬兰教育变革中学到什么》一书中，Pasi Sahlberg介绍了芬兰在过去的40年间，则发展出的一种完全不同于美国的教育系统，此系统聚焦在：“增强教师力量，将学生测验降低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将责任心与信任置于问责制之前，将学校和学区一级的管理权交给专业的教育工作者。” …… 点评： 在我们对当今中国的教育现状有种种困惑和不满的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的教育者也对他们的教育体制发出了种种诘问，而大家共同把学习的目标转向了北欧的芬兰。芬兰的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关注学生学术、社会、情感、生理全方面的需求而不仅仅只是关注标准测验的成绩，或许是高度发达的教师准备体制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高素质的精英教师群体，或许是国家对教育公平的真正落实（当然这与芬兰国家面积和人口数量有关），……，更有可能的是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成就了今天芬兰的教育。而我们的教育要如何去改呢，或许千头万绪吧，但开始从当下的点滴小事做起，迈开改革的步伐才有可能蕴育新的教育。 原文： 近年来，像前总统George W. Bush、前纽约教育局长Joel Klein、前华盛顿特区教育局长Michelle Rhee，以及教育部长Arne Duncan这样的当选官员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那些低考分的学校“不应有借口”。“无借口”派改革家们坚称，无论贫穷、残疾或任何其他状况，所有孩子都能通过努力精于学业，而某些人应该对没有达到此目标的情况负责。这个“某些人”，无疑指的就是孩子们的老师。 但是却没有人提出那些决定资金援助、班级大小、资源分配的学区领导者和通过竞选上位的官员是否应对此负责。那些改革者们说，我们的经济之所以处于危机状况，并非由于不断恶化的贫困或收入不均，也不该怪罪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外包，而是在于糟糕的教师。这样的教师必须被识别出来并剔除出教育队伍。任何保护这种教育坏分子的法律、法规、合同都应该被淘汰，以确保这些坏分子，无论经验丰富与否、地位高低、程序是否合法，都能被迅速清理干净。 相信靠学校一己之力便可解决贫困问题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但其最新的表现是靠一本2000年由保守的华盛顿特区遗产基金会出版的名叫《没有借口》的小书。在这本书中，Samuel Casey Carter点出了21所许多贫困生在读、却同时拥有高考分的学校。在过十年中，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人士已经通过法令确认了学校改革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核心环节。比尔盖茨曾对全国城市联盟（National Urban League）说：“让我们结束这种我们必须在改进教育水平前先解决贫困问题的说法吧。我说实际方法正好相反：改进教育是解决贫困的最好方法。”盖茨从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如我们这种既富有又强大的社会却无法同时解决贫困和教育进步问题。 有一段时间，盖茨基金会认为小型高中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但现在，他则相信，教师评估才是学校改革的首要内容。他的基金会已经为学区投入了上亿美元，用于开发新的教师评价系统。2009年，美国的主要教育改革者、教育部长Arne Duncan，发起了一个投入40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竞争性计划——“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这个计划用学生的考试成绩来评估教师，并为私立特许经营学校除去了限制。 我们今天所进行教改的主要运行机制，是认同那种能够每年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的教师。改革者们以为，只要分数上去了，学生们可以考进大学，贫困就最终消失了。而他们也相信，只要每个班级都有一位“伟大的老师”，只要更多的学校被交到私营管理者甚至那些为利润生存的公司手中来管理，这一切就能够实现。 改革家们不在乎那些标准化考试是否有可能会有计算错误，取样错误或者其他统计错误。他们看上去不太在乎像科罗拉多大学的Robert L. Linn、斯坦福大学的Linda Darling-Hammond、杜克大学的Helen F. Ladd以及国家研究理事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都提出过的警告，提醒用标准化考试的奖励或处分方式来问责每个教师可能具有不当性。他们也并没有看到在某年中的某天，使用多选题考试的结果去测试教师的（综合）教学质量的荒谬性。 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