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漕运工程决策中数据诱惑.doc

西汉漕运工程决策中的数据诱惑 　　数据，往往是崇高目标的具体、生动的体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光鲜的数据会让人眼前一亮，吸引眼球，甚至具有无法抵御的诱惑力。然而，漂亮的统计数据里，可能掺杂着虚假和水分，其背后，甚至带有提供者的某种私利，盲目相信，说不定会造成人们对目标的客观判断，由此影响决策的正确性。这种数据的诱惑而影响决策的事例，在古代文献中也普遍存在，官员们抬高数据而向上夸大政绩，朝廷因迷信数据而导致决策错误、劳民伤财的事例屡见不鲜。西汉为解决漕运难题曾经实施过几项工程，在这些工程从提出到决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因数据诱惑而造成的问题，轻者可能因夸大数据而放大了政绩，多支出钱财；重者则导致工程失败，造成巨大损失。数据准确与否，直接关乎领导决策的成败，古今同理，尘封的历史对现实仍有借鉴意义 夸大政绩的漕渠数据 秦汉时期，都城在西部的关中，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分别位于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水的北岸和南岸。西汉定都长安以后，国家强干弱枝，迁徙豪强至关中，官员军队云集，关中人口不断增加，到汉武帝时期，粮食已经不能自给，需要从外地调运。调粮主要从关东地区水运至长安，故称“漕运”。汉武帝时的函谷关从河南灵宝东移到新安境内，黄河、渭河是主要的东西水运通道，漕船溯黄河转渭河而西，有两个艰难的河段影响运输：一是关中渭河段河道长而不畅，二是黄河三门峡底柱段天险 渭水东流至今潼关一带而入黄河，长安至入黄口大约300里，初期京城漕运可以通过渭水而至长安，到汉武帝时，因泥沙淤积河道曲折而水流不畅，影响漕运。郑当时任分管农业的大农，他建议汉武帝开凿与渭水并行的漕渠专司漕运，同时，渠水还可以解决农田灌溉，一举两得。《史记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 经济效益如此之大，汉武帝很快批准了他的方案： 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这样，西汉通过开凿关中漕渠，解决了第一个难点。此段材料透露的信息有三：第一，开一条300里的新渠，花费人工数万，工期3年完成，以此可考察对比其他工程所花时间。最易让人想到的是后来的隋朝，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包括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及江南河等，都是在发诏书后短短数月完成的，虽然时隔千余年，但在开挖工程机械没有本质变化的古代，如何能够以这样快的速度完成？显然，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其实只是疏通现成河道，并非都是平地开河。也许会有少数河段平地开河，起沟通作用。长期以来大运河始于隋朝已成定论，从数据中或可重新认识。第二，关中漕渠径流300里，而渭河自然流程900里，相差3倍，在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上，开挖一条河源与入黄口基本一致的平行河流，弯道拉直缩短的长度不太可能相差这么大。经过今人实勘的漕渠河道遗址也证明其基本上与渭河平行。这个数据太离谱，可能是夸大了新漕渠的成就，其目的或许在于夸大政绩，以获得奖赏。“九”、“三”数字，在古代往往是吉利的约数，不一定当作实数。第三，900里航程漕船要走6个月，180天，每天仅走5里，如此之慢，几乎不可能。300里航行3个月，与900里航行6个月，数据也相差不小，都不太可信。当然，这些数据还只是夸大政绩，并未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遭受巨大损失的河东引渠 遭运的第二个难点是底柱天险。底柱位于陕县以东、渑池以西的黄河之中，自古就是黄河最危险的河段。历代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没有解决航行至此船翻人亡、漕粮倾覆的问题。最安全的做法是停船卸货，转陆路数十里，绕开这一险段，但费时费力，十分不便。因而就有人建议，在山陕界黄河龙门、禹门之间的东岸，今山西运城的河津、万荣、永济一带开凿河渠，引河、汾之水灌溉农田，保证粮食丰产，由河东地区供应京城粮食，这样不用从关东漕运粮食。河东守番?S立即向中央报告这个方案。《史记 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p汾阴下，引河溉汾阴?p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计?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 番?S的方案是在他主政的河东郡（今运城、临汾辖地）引汾河水灌溉皮氏（今河津）、汾阴（今万荣）、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今永济）地区河岸边土地，由此建立5000顷粮食生产基地，就近供应关中，替代关东漕运。这个计划看上去挺不错，如果实现，一举多得，既可化解三门峡河段天险，又能大大缩短关东漕运线路，节省大量运输开支，还能因地制宜，开垦河东河边弃地。河?计?地，裴?S《集解》引韦昭曰：“谓缘河边地也。”《汉书“河?搿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