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宏观分析的失误(之六).docxVIP

宏观分析的失误（之六）：财赤有害吗？?一个国家的政府财政赤字属宏观话题，二○○八年国际金融危机出现后成为大话题。一个国家可以承担得起多大的财政赤字老生常问，传统的答案：政府财赤的上限是政府税收可以支持得起负债的利息。是浅见。曾经跟弗里德曼谈及，他提出另一个上限，今天我忘记了。一般的意识，是财政赤字会把债务推到下一代去。也是浅见。几个月前欧洲南部的几个国家，尤其是希腊，频传近于破产。一时间国际人士纷纷计算几个「危难」之邦的赤字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风声鹤唳，导致这些国家的债劵暴跌，要再发行新债券利率飙升。中国呢？国家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央上头的财赤不是问题。但据说地方政府的财赤或欠债加起来高到天上去，朋友问我意见。无从回应，因为不知实情。我对政府财赤有另一种看法：政府花钱多少无所谓，问题是社会收益的回报是否足以抵偿花去了的钱而有余，即是要问政府花钱的社会回报率是否高于欠债的利率。政府花钱或投资要从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衡量。这些「社会」账目历来不明朗。就是私营的机构，甚至有严谨审查的上市公司，造假帐时有所闻，何况政府，更何况牵涉到社会成本及社会收益。（六）国家没有资产负债表是困难刚想好怎样写此文，杨老弟怀康传来一篇贝克尔（Gary Becker）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章，打断了思路。那就让我以评论贝兄的一个要点作为分析政府财赤的起点吧。贝兄对中国的前景看得不错，但他说的中国与我所知的中国是两回事。最近他造访神州，说跟很多中国的经济学者、商家、干部倾谈过。是谁误导了他？贝克尔对中国经济体制的主要批评，是国营企业还是林立，效率欠奉，没有私营企业的活力。他指出现代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靠私营起家，中国的经改到今天虽然大有看头，但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要富有是另一回事。国民收入的算法我曾力斥其非，但同意富有谈何容易。另一方面，私产、私营等是经济要发展的唯一出路的观点，显然是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思维，今天看是有点僵化了。早在一九七○年我就说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一九八六年说承包合约可以是私产的替代。大家知道，先进之邦的上市公司一般是公有的，虽然股权属股民或某些机构所有，跟今天中国的上市国企差别不大。在中国，好些企业的股权全属国有，其运作通常是斩件判出去给私营的。西方的上市公司要赚钱，中国的国企同样要赚钱。西方公司的管理人出术瞒骗可能被诉之于法，中国国企的可能被双规。今天我还担心的是中国的某些庞大国企的垄断权还被政府维护着。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神州版写道：「私产与市场对改进人民的生活无疑重要，但我们一定要加进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与安排来看问题。」事实上，《制度》的整本小书是分析层层承包的串连与佃农分成的安排，不仅是西方学者高举的私产的替代，其运作远比贝兄认为是以私产为主的落后国家的运作来得有效率。我们不要管是什么名称，科斯和我四十年前就认为私人所有权不重要。我从中国的经验学到的，是论产权有点空中楼阁，重要的是以合约结构界定权利与带动竞争。大有效率的合约结构，因为把权利与责任界定得清楚，可以阐释为有私产的本质，但私产不一定能带动中国那种竞争。北京的朋友不喜欢听到那个「私」字，我们大可不说。另一方面，贝兄高举的私产或私营，在国家整体的合约结构不善的情况下，一穷二白的例子到处都有。我在《制度》的神州版也说得清楚，中国独有的制度，用在一个人口那么多资源那么贫乏的国家无疑是天才之笔，但人口稀少而又资源丰富的，可以大派福利，不一定用得着。中国目前令我忧心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制度，而是从贝克尔高举的先进之邦引进的劳动法例、货币政策、社会医疗、福利制度等项目。国企不要钱吗？去问有关的干部吧。他们不懂生意之道吗？我没有他们懂那么多。他们不明白市场吗？我没有见过比中国的地区干部更明白什么事项由市场处理得较好，什么事项政府处理优胜。他们知道政府拥有土地征用权（power of eminent domain）可以减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于是利用此权推出项目，凡是遇到他们认为是私营与市场会办得比较有效率的事项，他们判出去。手续上先进之邦要十多年才能办到的，他们只用几月。社会成本或社会效益的界外效应他们有考虑吗？绝对有。但他们也知道如果项目要亏蚀，奖金与升职免问。认为不会亏蚀的他们会「社会」一番。他们会作出错误的投资吗？当然会，私营与市场也会，哪方比较优胜天晓得，但中国的经验是说，让贝兄的思维策划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今天还会是一穷二白。我对贝克尔及昔日的旧同事没有贬意，只是深信经济学者的天才比不上经济压力逼出来的合约结构制度。是十三亿穷人需要吃饭的压力。我自一九六六年起研究合约，很集中，没有中断过，其后从中国经改的第一天起开始跟进，也没有中断过。然而，抚心自问，我没有本领发明中国制度的合约结构，虽然这里那里有好些地方跟我八十年代建议的有雷同之处。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