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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远古道德价值的挺立与普遍化进程 　　[摘要]从禅让制到嫡长子继承制，儒家在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赋予两者“惟德是与，非贤不授”和亲亲、尊尊的意义并都加以维护，这意味着即使是在儒家的传统中，德在王位继承制度中也逐渐失去了优先性。但优先性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德的失落，而是恰恰开启了德的普遍化进程。德最初产生于政治领域，经由儒家的重构，德从主要指向君主，逐渐扩展为对臣，进而普及到士，最终指向每一个人，成为普遍的价值原则，成为整个文明的价值内核。这一普遍化进程，对中国文化之精神气质的发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禅让 亲亲 德贤 普遍化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5-0057-05 “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这透露出中国古代王位继承制度的变化。具体来说，尧、舜、禹三代实行禅让，“惟德是与，非贤不授”，其标准是德；三代以后则王位一姓相传，并逐渐确定为嫡长子继承制，“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其标准为亲亲、尊尊。世人多将这一转变的原因简单化为德衰，“衰”既指向统治者，也指向德的价值 虽然三代之治、有德者在位是儒家的理想，但同时，亲亲、尊尊也是儒家所竭力维护的原则。实际上，这两种原则并不对立，只是优先性的问题，但优先性的调整，意味着思想的某种重新整合。那么，在整理、传播相关文献时，面对“大上以德”至“其次亲亲”的转变，儒家如何合理解释这一现象，如何有效地安置失去优先性的德，如何根据当时所面临的伦理问题，重构古人留下的思想文化资源，恰当代入自己的价值理念，这都是值得关注的 一、天命为之：禅让与传子 人们对尧舜禅让具有普遍的崇尚心理，视其为王道之治，认为禅让的实现与尧舜的德性密切联系。那么从禅让到传子，其原因被简单化为后王德衰就很自然了。关于此，万章曾询问孟子：“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禹开启了传子模式，虽然其执政时按禅让程序选定了益，但他逝世后，却是其子启继位。禹“德衰”应当是当时的普遍看法，但如此评价禹，这是儒家不能接受的，儒家传统一直以尧舜禹皆贤。如何合理解释此种转变，从而化解社会上的质疑是儒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孟子一开始就直接否定了禹“德衰”的观点，并从两个角度予以解释。其一，继任者的确定取决于求之无益于得的天命，“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但是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孟子利得天下，而启代益得天下 从天命的角度来看，在回答万章另一个关于尧舜禅让的问题时，孟子认为若以强迫的手段获得天下就属篡夺，而非天命，“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但启即位并非仅是凭借天命，武力夺取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入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启长期参与行政，禹去世时，已然聚集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可以凭借武力夺取天下。《容成氏》中也有相关记载，“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应当说，启攻益夺天下更贴近史实 从历年长短来看，七年虽然明显短于二十八年、十七年，但依然是一个足够长的治理时间，以历时短作为益不适合继位，显然不具有说服力 至于“启贤”与否，从记载来看，启似乎并不贤。《楚辞“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墨子“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 可见，天命说，历年长短，启贤的解释都显牵强。对于此类问题，孟子通常更强调“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归因于难测的天命。原因有二，一方面，在儒家坚持尧舜禹皆贤，德与位的关联性的立场下，尧舜以德禅让，而禹传之子，这个问题，确实面临解释上的困境，因而只能诉诸人不能左右的天命。另一方面，战国时有燕国“让国”的悲剧在先，孟子对于禅让的认识趋于多元。鉴于此，孟子对理想与现实、禅让与传子进行新的整合，突出天命的作用更具解释上的灵活性。在回答的最后，孟子引用孔子的观点作为总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尧舜禅让于德，夏商周传位于子孙，道理是一样的，也即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皆是天命，其义一 从禅让到一姓相传，虽然孟子强调“义一”，但就儒家自身的理论脉络来说，两者之义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禅让体现的尊德，一姓相传体现的是亲亲，两者由不同的价值体系支撑 二、禅让于德 《尚书》中的《尧典》《舜典》是记载尧舜禅让事迹的重要文本。值得注意的是，《尚书》记载上自唐虞，下迄春秋前期，长达一千多年，但这其中只有记载尧舜事迹的部分称为“典” （一）称典不称经――彰显尧舜之德 “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