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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秩序观视域下的农地流转路径新探 　　摘要：在我国农村的土地流转中，通常存在农户间的自发流转与新农村建设用地展现的规划流转两种形式。建立在熟人社会中社会资本基础上的自发流转在生活中使得淳朴民风得以维持，与此相对，建立在理性行动基础之上的规划流转却出现种种不可避免的问题。细究之，这两种土地流转形式实为哈耶克所区分的自发秩序与外部秩序的实践，二者的比较分析启示我国在城镇化背景下的农地治理中，要规范政府的外在干预方式，注重农村的优良传统，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自发流转；规划流转；社会资本；自发秩序；外部秩序 中图分类号：F30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6-0008-06 引言 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提倡农户进行有效合理的土地经营权流转。虽然这一政策在实践中某种程度上规范了土地流转形式，但土地流转形式依然存在较多缺陷。柳村是位于四川省北部广元市一个以社或自然村为基本单位的行政村，鉴于柳村距离县城较远，城镇化程度不高，外出务工的农民较多，同镇其他行政村与其相似，加之作为山区的行政村，交通不发达，市场化对其民风影响较小，具有山区农村的典型性，因此选取柳村作为中国西部山区农地流转形式的研究对象（根据学术规范，本文的地名等已进行匿名处理） 在对川北柳村的实地调研中，发现存在自发流转和规划流转两种土地流转形式，这两种形式在生成、特点与实效等方面截然不同。自发流转这种农民自发互动形成的习俗和传统，明显优于政府作为“计划者”为民众提供公共福祉而主导的规划流转。规划流转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改变农地用途、危及粮食安全等。然而两种土地流转形式之所以迥然有别，是因为土地的自发流转形式蕴含着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生成理路，而规划流转形式则潜藏着一种“外部秩序”的形成逻辑 一、作为“自发秩序”的土地流转：自发流转 伴随着市场化的大潮，农村出现了向城市流动的“农民工大军”，各种资源也随之日益向城市靠拢和集中。正是基于这种流动，农村出现了“空心化”问题，使得“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乡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严重匮乏，从而陷入乡村发展的困境”[1]。其表现之一就是农村出现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即年老父母留守农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的模式[2]。正是农民外出务工和农户非农业化的这种现象致使农村劳动力出现短缺，进而出现土地流转需要。农地流转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存在多种形式，但是在柳村存在的最普遍的流转方式却是自发流转，即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起主体作用，农民之间基于“熟人社会”中的亲缘、血缘等关系自发主动形成、不以追求土地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换言之，自发流转是土地的经营权在农户间不以租金最大化为考量的暂时流转，流转的土地仍被用于农业耕种。它具有四个特点：第一，自发流转双方均为地位平等的农民。在柳村，土地流转双方通常是处于同等地位的个人，二者均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格。第二，自发流转是土地的自由无偿流转。这是农户经过各种利益权衡之后自愿主动做出的选择，一般表现为无租金的无偿流转。第三，无土地转让合同的签订。鉴于柳村的土地流转双方多为血缘朋友关系，双方相互熟识、信任，所以不存在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第四，流转土地性质的保持。农户间的这种自发流转主要是为了不使土地荒芜，保持土壤的肥力，以便在外打工的农民返乡时能继续耕种自己的田地 柳村在农忙时节也存在农户间的互助传统，虽然现在出现了少部分的收费，但这种互助多以社为基本单位，同村邻里亲戚之间基本不存在租金互助现象（有偿互助）。柳村的农忙互助和自发流转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大卫“你的玉米熟了，我的明天也可以收割了。让我们来做件对双方有利的事吧，今天我给你干，明天你来帮我。我这可不是对你发善心，我知道你也不是。因此我不会为了你的利益而费尽心力，我帮你干是为了我自己，是期望得到回报。我知道要指望你感恩戴德，也是徒劳的，是会令人失望的。如果，我让你自己干，你也如此对待我，季节过去了，这样，我们俩因为缺乏相互信任和保障，都失去了丰收的果实。”简言之，农夫困境正是由于双方信任的缺失导致其无法实现为双方的公共利益的合作而形成的，而柳村农忙时节的互助传统与农地自发流转正是熟人社会中的人际互信的践行，它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柳村这种熟人社会中的人际互信实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因为社会资本是指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195。简而言之，社会资本由公共信任（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横向交际网络三部分组成，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合作以缓解乃至消除农夫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