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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中思考档案部门的发展方向 　　【摘 要】关于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问题，学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本篇笔者通过总结、探讨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问题，肯定了档案在社会记忆构建中的作用，并分析其局限性，指明档案部门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档案;社会记忆;法律制度;管理体制 谈到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问题，我们首先得了解社会记忆的由来，提到社会记忆，则不得不提两个人，即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社会记忆理论”的开创者，他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提出了精辟的论断，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而不是恢复的过程，在群体提供的统一框架（记忆的框架）下，个人的记忆都要以此为前提。”同时他提出：集体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顾和描述，而是对过去的重构。他在这里强调要立足于当下来进行集体记忆的建构，并且通过社会交往来实现这种建构。美国社会学家保罗“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记忆”的概念。保罗“社会记忆不是集体记忆的一个完善缺陷的补充，社会记忆是一种由其自身的独有特征来定义的、本质上可行的、能够实际地自我维持和逻辑的自我包容的理论框架。”康纳顿把社会记忆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他认为：“社会记忆只有保证记忆能够传递才有意义，人是一种社会记忆的存在。”同时，他也创造性地提出“社会忘却”的概念，并指出我们学会了用“社会忘却”来解释社会记忆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国内档案界对“记忆”的研究萌发了兴趣，随着“世界记忆工程”和“城市记忆工程”的进展，“档案记忆”在学术界也掀起热潮。档案是记忆的传承者，作为保存社会记忆的场所之一的档案馆，更是在构建社会记忆工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档案在社会记忆构建过程中，也暴露出其局限性，档案部门如何有效地开展档案工作，对构建完整的社会记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 学界对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的看法有很多，其代表学者有著名的上海大学丁华东教授，他在《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他认为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表现为载体、客化、建构和控制关系。在《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一文中，薛真真也论述了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认为档案是在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载体形式和中介方式，是人类社会在时间维度上相互联系的纽带，在建构社会记忆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 不同的学者所站的角度不同，看法也有点差别，笔者想在此着重论述档案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和工具，正是因为它是社会记忆的工具，从而具有对社会记忆的建构功能 档案具有知识属性、信息属性，进而延伸到社会记忆属性，这些都是档案的一般属性，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那么，作为具有社会记忆属性的档案，它本身就是社会记忆吗？笔者不太认同，档案的确具有传承、建构社会记忆的作用，但他本身和社会记忆不是一物，更确切的表达来说，它可以说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和工具。档案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直接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物。档案作为记忆载体在维系历史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中传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既实现了记忆功能，又发展成为重要的信息载体，这就是文化的积累。人类之所以能在传承中发展、进步和不断延续，就是因为通过对档案的收藏和保护，使社会成为一个统一连续的时空整体。这一切体现了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有其独特的作用，它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和工具 二、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局限性 1.档案法律内容不够完善造成的局限性 这主要体现在档案公布权设定不合理以及缺乏保护档案机构的免责条款。《档案法》在肯定档案利用权的同时还设置了档案公布权的规定，在第二十二条规定了：“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这样是为了限制档案开放的范围，把档案开放的权利控制在档案机构手里，对档案开放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不利于公民对档案利用权的实现。档案公布权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将档案馆置于了不利的位置，即档案馆有可能会因为利用者对已开放档案的不当利用而承担连带责任，然而目前的档案法规中缺乏为档案馆设置的免责条款，档案工作人员的行为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为了规避风险，免受到责任牵连， 自然他们对于档案开放的工作也不会积极落实开展，延长档案开放时间的情况普遍存在也具有合理性了。这样一来，不利于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起到桥梁的作用 2.档案管理机制不健全造成的局限性 档案鉴定的过程，可以说就是决定哪些社会记忆将被留存下来，哪些将被销毁。加拿大档案学者T“鉴定是档案事业的中心，是一项没有终点、永无止境的工作”。“我国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30年，涉及国家安全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