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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写卷看李善注《文选》的文本变迁 　　摘要：对《文选》李善注文本的变迁过程，最早有李邕“补益”说，以及晚唐李匡义提出的“初注”“覆注”说。从情理上看，显庆三年到麟德年间李善任崇贤馆直学士、秘书郎时期（六七年间），以及上元二年到李善去世的载初元年，即郑、汴讲学的十四五年间，李善都有充裕的时间可能再次修改、补苴旧注；从事实上看，如把幸存的敦煌P.2528号《西京赋》残卷及P.2527号残卷与宋代明州本、韩国奎章阁本等比勘，写卷均存在较为严重的注释缺陷，如其自定的“从省”的体例远没有贯彻到底，一些重要或关键的字词没能注释等，甚至还有注释的错误等。这都能在版本上证实李善注的早期风貌和“覆注”，即文本变迁的客观存在。至于李善“白塔寺撰《文选注》”、李邕“补益”说不可能、没有他注的窜入等，均可在事实上佐证“覆注”说的真确。这些进一步的补充、修正以及补释。极大地提升了李善注的质量，也最终从根本上促使了其注的经典化 关键词：《文选》；李善“覆注”；敦煌写卷；文本变迁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9-0172-1l 作者简介：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200241）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文选》版本研究的深入，凡是探究《文选》李善注者，无不纠结、头疼于注释的增多、窜乱等问题，如对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文选》刻本李善注文增多的事实，并尽力做出种种解释。反过来，如与无论是合刻本（如绍兴二十八年明州重刻本《文选》），还是单刻本（如绍兴三十一年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文选》刻本）比较，五臣注都没有较大的改变，不存在注释语段的大段脱落或变异。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的确，从现今能考知的第一个北宋国子监镂板的天圣、明道间（1023-1033）《文选》李善单注本，到元韦占九年（1094）《文选》第一个合刻本秀州本（五臣注在前）的出现，以及约在绍兴中后期出现的赣州本《文选》（李善注在前），持续不断的注释转换、调整，确实带来了注释的删削、变乱等。而对此李善注的增多、变乱，清人往往认为是“五臣乱善”的结果，如久负盛名的胡克家《文选考异》，在卷二张衡《西京赋》“大夏耽耽”下按语“二本注中字尽作厦，亦涉五臣乱之”；“嗟内顾之所观”下按语“各本所见，以五臣乱善，又并注中字改为嗟，益不可通”。这种没有因由的解释当然未达一间，更不能让人信服。客观上说，固然可能与尤袤本人也有一定的关联，如其曾在《文选跋》中提及“四明、赣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为此可能补全了一些注释，也在事实上可能造成李善注释的增多；但溯本求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李善注本并非仅是单一的显庆三年（658）“诣阙奉进”（《上文选注表》）时的注本，而是存在多个注本，由此事实上造成了李善注本不同的面貌。这才是注释增多、变乱的最根本原因。今试疏证李善注“初注”“覆注”，即文本变迁的客观存在及其一些特色，以期抛砖引玉，进而对宋代《文选》刻本间注释的增多、窜乱能有一个新的客观评价 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实际上要得力于解决三个问题，即李善是否“初注”、“覆注”，甚至“三注”、“四注”？探讨李善注文本变迁的客观存在及其特色。其子李邕是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益”？以及是否有他注的窜入？下面依次论述 一、李善注文本变迁的客观存在及其特色 最早提及李善注有“初注”“覆注”，甚且有“三注”“四注”，是晚唐李匡义（字济翁）。其在《资暇集》卷上“非五臣”条指出： 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 遗憾的是，这一观点一直没能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其内涵至今仍未深入发掘。其实，李匡义恰好道出了李善有多个注本的实情；只不过，时代久远，这个问题考辨起来比较复杂。今试推论如下： 首先需考辨李善的生年。据《旧唐书747）正月被杖杀，年七十余。族子李昂撰的《唐故北海郡守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墓志铭并序》为“年七十三，卒于强死”。今依《墓志》，则李邕生于高宗上元二年（675）。载初元年（689）李善卒时，李邕年十五。另一方面，《旧唐书“年老疾卒”，既称“年老”，据古人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古来稀的观念，李善至少活到了六十岁以上，否则称不上“老”字。今核《旧唐书》中称“年老”的例证，均在七十岁以上。此可佐证李善“年老疾卒”，至少应在六十五岁以上。今姑且以六十五岁计，则其约生于武德八年（625）。这样，在曹宪的晚年，即李善的少年时期，在家乡求学于曹宪，在地域――曹宪晚年已移居江都，时间――李善已二十岁上下，和情理上――李善正是受学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