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相声界师父真不是郭德纲那样.docVIP

传统相声界的师父真不是郭德纲那样 　　自己算是个相声票友，周围的朋友很多也都是曲艺票友，故而这几日手机快被这么两条针尖对麦芒的微博给刷屏了： 一个是“大班主”编修《德云家谱》完了念叨――“另有曾用云字艺名者二人，欺天灭祖悖逆人伦，逢难变节卖师求荣，恶言构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鲜耻令人发指，为警效尤，夺回艺名逐出师门”；一个是“大金子”（曹云金）这两日的“大起底”――“是时候了，也该做个了结了” 虽然平日里，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说相声的没好人！”可是内心里对于这些相声演员却还是喜爱的，毕竟“人性儿”不能当饭吃，谁还没个马高镫短的？ 只要台上活好（说相声的管演出的作品叫“活”），台下的事……又有谁真的说得清呢？毕竟我们都不是当事人 但是，在我看来，相声起于街头撂地画锅（在平地里演出曰“撂地”，围上一个圈叫“画锅”），或是靠着白沙撒字“圆粘子”（即，聚拢观众），或是两三个人来一个“有头无尾”的节目拢人的眼光。（相声里有一些专门用来开场的热闹节目，都是“有头无尾”，吸引到了足够的观众，便会戛然而止。最著名的就比方说《卖马》。）这之后再“把点开活”（根据观众当天的反应演出节目），方能“置下杵门子”（即从观众手中要到钱财） 在这个意义上，相声就是个街头“玩意儿”，不是厅堂艺术。这就要求相声演员要接地气，要了解市中小民的生活。即便相声演员有钱了，也得把姿态放得低调一些，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相声演员台上台下，手上不戴镏子或者扳指，脖子上不怎么挂链子，衣服也多朴素，行事也尽量低调 我如今也颇为怀念刚刚去世的黄铁良先生的做派，老头儿演出完了骑个自行车就从后台跑了 然而这件事，借着如今发达的网路，却弄得哪个不知，无人不晓，真是让人心生几分感叹。也有朋友问我什么感想？倒是可以就此说两句，不敢妄称高论，但为博君一笑 解放前江湖中的“相声”演出 在旧社会中，“说相声的”绝对算不得是一个单独的行业，而应当算是“跑江湖”的（这里面的人基本都没有自己的“座儿”，即固定的实体商铺）。这些江湖中人分为“八门”，曰“金皮彩挂，平团调柳”。这八个字分别指的是八个行当：算卦相面的、卖野药的、变戏法的、打把式的、说书的、说相声的、投机倒把的以及唱戏的 这些行业有个共同的特点：从头到尾全凭着这些江湖人的一张嘴，故而也有人说这是吃”张口饭的”。因此，过去说相声的艺人，也多少会一些别的门的生计，而跟“说相声的”走得最近的一般是“西河大鼓门”或者“评书门”，不过彼此的师承还是独立的，分枝各论。（有时候这也会制造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一个门派中的晚辈，可能是另外一个门派的长辈――当初与大班主合作的张文顺老先生，在相声门辈分高于大班主，在西河门却低于大班主。） 民国以前，“跑江湖的”行业内部主要靠“长春会”来维持，用现代的话来讲，这是某种行业团体的自发性组织自治。这里面一般公推当地的“跑江湖”中有威望的长者来担任会长一职，可以是一位，也可以是几位 如果行业内遇到了什么事故或者纠纷，一般要交由会长来裁定。一般来说，这种矛盾也就发生在演出场地的分配上 民国之后，由于大量的西方文化和资本势力的引入，作为传统代表的当乡本土的“长春会”受到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在资本集中程度最高的城市中，一些新式的老板已经不太在意传统的行规，一般都绕过了“长春会”去和演员联系，这就瓦解了“长春会”过去应有的组织演出的功能 很多茶社和剧场的新式老板实际上掌握了演出市场的发言权，他们可以直接安排演出的地点和时间，而不像以前需要知会那些“老会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民国前，抑或是民国后，安排演出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都不是“师父”应该管的事――要么是“会长”或者“老板”出面，要么是自己去寻个地方画锅去，师父只是负责授业的 另外，如果具体到“相声门”中，我们会发现，相声这个行当在演出市场当中的地位更是非常的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资本。普通演员除了在天桥撂地卖艺，一般也就是去茶馆演个“花场”（各种曲艺杂烩的演出），而且在一场演出中也占据不到什么好的位置，最多是“压轴”（又称“倒二”，是所有节目中倒数第二个节目，而非平常大家所误解的最后一个节目）。能“大轴”的（最后一个节目），最初唯“万人迷”李德?一人而已，后又有侯宝林先生。不过人数寥寥，不足以争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说相声的”这种表演形式相比其他的演出很难有竞争力。它不如京剧表演需要一整个团体来服务，即便是一场最简单的折子戏，至少演员也需要准备行头（演出服装），“文武场面”（即伴奏）；它不如评书那样有节目的延续性。当时一个先生说一部书，差不多要说满三个月；它在影响力上也不如大鼓，在天津，侯宝林先生就曾长期为鼓界名伶“小彩舞”骆玉笙先生和“鼓界大王”刘宝全先生压轴 另外，有一段传统相声叫《大审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