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与影响因素探析.docVIP

农户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 “谁来种地”“如何种地”已经成为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助于改变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陕西省作为2014年确定的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整省推进”的两个省份之一，在培育实践中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做出了典范。以陕西关中地区数据为第一手资料，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民接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土地经营规模、家庭总人口数、农户提高收入的信心以及对政策关注程度等对农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影响因素；关中地区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1-0055-05 一、引言 （一）政策背景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民作为庞大主体阶层，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快速分化。职业转变是农民分化的逻辑起点和关键因素；地域迁移是职业转移成功后的必然要求和改变身份的必经环节；身份变更是职业转移、地域迁移的最终结果和完成分化的最终标志。因此，农民职业化是这一分化过程的社会保证 农民职业化就是职业农民专业化的过程。所谓职业农民就是以市场运作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以农业为稳定职业、具有较高素质和社会责任的农民。职业农民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是一种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业生产者。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民职业化问题，早在2005年，农业部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培养职业农民。从此，职业农民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并且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2014年7月4日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在京正式启动，大力培育新兴职业农民是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深化农村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大举措 陕西是较早开展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省份，2011年以来，陕西省经过调研和试点，先后制定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省推进工作方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绩效考评试行办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完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等系统的政策设计后，各级按照《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大纲》要求，全面实施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拉开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省推进工作的大幕。陕西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总体路径和模式已经形成，并具有广泛影响。但经过实地调查走访发现，部分农民对培训缺乏信任和热情，为此研究何种因素影响农民参与培育工程的意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相关研究简述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关注度日益升温，许多学者对不同地区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取得不少实用性的研究成果。吴祖新[1]等利用宁波市的问卷调查数据，总结了发达地区农民科技培训的特点，发现了农民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时间、地点、季节等存在偏好，较为喜欢短、平、快的短期培训方式，并提出了强化农民培训的需求瞄准机制、着重抓好核心农户的培训等建议。石火培、成新华[2]等以苏中地区为例，分析了学历、平均收入以及费用分担模式对农民参加培训的重要影响。马寅生[3]和何建斌[4]等就农村实用性人才的培训层次和体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要针对不同年龄、学历、技能的农村实用型人才进行有的放矢的职业培训。田兴国[5]等则针对农民现代远程教育培训意愿，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愿意接受的培训时间、是否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愿意接受的培训费用、农村远程教育设施数量、文化程度与农民参与培训的意愿呈正相关，操作电脑和网络的水平、授课时间等与农民参与培训意愿成负相关 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对该问题的研究多停留在其内涵定义和制度层面上。而与传统的教育培训相比，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具有特殊之处，对农户参与培育工程意愿的实证研究并不多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样本是在2015年8月从陕西省关中地区的西安市、咸阳市、宝鸡市和渭南市随机抽取了4个县（区），包括杨凌区、西安市高陵县、渭南市临渭区、宝鸡市凤翔县。另外，宝鸡市陈仓区作为补充样本获取地。每县随机抽取2个乡镇进行调研，发放问卷420份，全部收回，其中有效问卷357份，有效率为85%。最终样本主要由具有农村户口，长期居住在农村，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生产经营为主，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有一定文化素质、具有学习能力和接受新事物能力的农民组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样本特征 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1。从样本性别分布看，男性249例，占69.7%，女性108例，占30.3%；从年龄结构看，调查对象占比最大的部分为41～50岁，约占33.61%，与农村社会情况大体吻合；从文化程度构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