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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思想家周敦颐与文学家苏轼之关系考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他和苏轼这两人，一个是北宋中叶的思想巨人，一个是文坛领袖。他俩生活在同一时代，只是苏轼比周敦颐晚来了20年 一、苏轼至少应算周敦颐的“私淑”弟子 周敦颐和苏轼这两个巨人是否蒙过面、有无直接交往的问题，一直是个谜。我曾翻阅过大量史料，却未找到答案 我始终坚持比对和查找，后来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发现一点转机，这便是宋仁宗嘉?v六年（1061年）。这一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大考），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一、二等一般不授人），为“百年第一”。上一年底，周敦颐由梓州路合州（今重庆合川）判官任满回京述职，恰好此时他因候职仍滞留在京城。《周敦颐年谱》载：这年三月，周敦颐在京城上门向刚中进士的遂宁弟子傅耆表示过祝贺，我想这时的他也绝不会放过向制科考试新中“状元”的苏轼表示祝贺的，因为从史料中可看出周敦颐是一个惜才爱才之人，尤其是对年轻人。另据史料载：周敦颐在蜀中的四年多时间里，“盖当时的乡贡之士，闻先生学问，多来求见耳。”[1]苏轼也应对周敦颐早有耳闻，能有机会与这样的前辈切磋交流，也不失为一件幸事。也许他俩就在这种偶然中见过面吧！ 明末清初写《宋元学案》的学者黄宗羲却有别样的考证，认为苏轼应是周子的“私淑”。黄宗羲这么说，是有他道理的。南宋朱熹的高足、为周敦颐写《年谱》的合州人度正这样写道：“其后苏文忠公追赋濂溪诗，有曰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言之至此，是必尝见《太极图》者，故推之于造物以形容之也。”[2]此语是说：苏轼能用这样的语言来评价周先生，一定是见过周先生的《太极图说》，才能对先生的宇宙观用“造物”这样的词来形容，也才会让他发出“先生非我等之辈”这样的感叹来！由此看来，苏轼是一个读过周敦颐著述的人，而在他以后的学术思想中也有不少周敦颐思想的影子。苏轼在他晚年所作的《东坡易传》，是他宇宙观、人生观思辨分析的心血结晶。他谈到宇宙生成的逻辑结构时说，“有”生于“无”，“有”是阴阳运动的结果，而这个结果的特性又是“无常形”“随物赋形”，这种特性是“道”的自然显现，是具有明确的、正面价值向度的善的内涵。他关于万物刚柔动静形理之辩证哲学思想，他的哲学运动观，应该是对周敦颐《太极图说》思想的解读和延展，《朱子语类》对其有过客观评价 另外，苏轼以追求“精神上的宁静”为轴心，融合儒释道各家思想，最终形成了荣辱得失无系于心的实用主义的忧患人生哲学，认为其骨子里坚持的终究是儒，是欲济世的儒家信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一直以来有一种“不欲昏宦”，而想“逃遁山林”的想法，因而入世出世成为他终其一生的思想矛盾。而这也与周敦颐“俯仰不怍，用舍惟道，行将遁去山林，以全吾志”的想法相同。看来弟子有效法之意 说起苏轼对周敦颐的崇敬，可从苏轼所作《茂叔先生濂溪诗》中看出。其诗这样写道：“世俗眩名实，至人疑有无。怒移水中蟹，爱及屋上乌。坐令此溪水，名与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为溪之呼。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应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3]意思是说：世俗间人们都执迷于名利实惠，以至于是非不清好坏不分。对于世间这种好恶，人们也总是爱屋及乌。然而濂溪先生却不愿与世俗同流，归隐后的先生回到了这濂溪上，这“濂溪”之名如同他的廉名一样名副其实。先生本来就是一位品学兼修的全德之人，廉洁之名也仅是他修养全德的一个方面。因为他像陶渊明一样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抛弃了“彭泽米”（代指俸禄）辞官而去，做了一介庶民，好似西山夫一样的朴实。他后来才逐渐为世人所知，但多认为其就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而已。然而先生岂是我等之辈，他是一位胸怀宇宙，能把改变世界和人生做为己任的人。他人品高洁、抱负远大就如同柳宗元一样，他以拙人自勉的精神也同柳宗元相像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八月，苏轼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他由鄱阳湖南下经赣水过虔州（今江西赣州）时，拜会了郡守霍大夫和监郡许朝奉。逗留期间，他们几个游山玩水、吟诗作画自不在话下。苏轼在一首《虔守霍大夫、监郡许朝奉见和此诗复次前韵》诗中这样写道：“大邦安静治，小院得闲游。赣水雨已涨，廉泉春水流。”[4]这应该是离周敦颐治平二年（1065年）治虔29年后的事了，诗中暗含了对周敦颐这位前人功绩的赞誉。“大邦安静治”应该是指后来的郡守们皆沿袭了周敦颐“无欲则静”“诚能主静”的治理方法，方使得这个辖十县地方的大郡风和日丽、业兴邦安。赣水虽然因雨水而涨了（暗指人事更迭），但前人的廉名却如春水般流长。从上述几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是同时代的晚生中最了解周敦颐人品及才学的人了 二、苏轼同周敦颐之子周焘亲如兄弟 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有这样的记载：“次子焘，一字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