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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①本文系由暨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于2015年12月11-13日联合举办的“近代中国制度变迁暨近代历史研究的拓展”高峰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扩充改写而成 〔作者简介〕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中国古代史研究历来注重职官制度，老一辈学者将职官制度、历史地理、目录学和年代学视为治史之钥匙，相关研究成果也为数甚多。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制度变迁也未尝不重要。我们常说近代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又称过渡转型是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特征。1901年梁启超即曾发表引人瞩目的《过渡时代论》一文，十分形象而深刻地描述了“过渡时代之中国”的种种特征。而无论大变局还是过渡转型，虽包含有各方面非常丰富多彩的内涵，制度变迁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因而研究中国近代史无疑也需要高度重视对制度变迁的探讨 但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制度变迁史似乎在较长时间内并未引起充分重视。近十余年来这种现象明显改观，越来越多的相关成果相继问世，尤其是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研究成果受到学界关注。迄至目前，对近代中国制度史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仍存在不少发展空间，同时还需要注意若干相关问题。以下结合笔者多年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体会，谈几点个人不太成熟的看法，仅供参考。① 一、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不能仅仅局限于对1840年以后的考察，需要打破近代史与古代史之间的隔阂，尽可能地往前追溯历史渊源，了解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源头。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清晰而准确地把握近代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与来龙去脉 毫无疑问，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我们后人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种人为划分，主要是为了便利历史专业的教学与学习，但从研究的角度而言却并非是一种便利，相反还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因为1840年前后的历史本身是紧密相连的，不应人为割裂。在全面深入地探讨诸如中国近代制度变迁以及其他近代历史专题时，更是切切不能受此人为历史发展阶段之划分的约束，忽略对1840年以前即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考察。否则，一方面将会限制我们了解制度本身的原初真实样态，或者受到“古已有之”结论先入为主的影响，另一方面会导致我们无法细致入微地认清近代制度变迁方方面面的具体表现，更不能把握近代制度变迁与古代制度之间的各种复杂关联性。广而言之，不仅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需要注意这一点，即使是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变迁对此也应予以高度重视 作为切身经历而使笔者对此深有感触的一个事例，是数年前在韩国延世大学举行的一次有关中国近世历史发展变迁的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安排的最后议程，是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黑田明伸教授、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的邱澎生和笔者三人，就中国近世历史的发展演变特点进行对谈。这两位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均为明清史，他们分别对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变迁进行了精彩论述，并提及该时期的若干制度性重大变革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笔者在对谈中虽同意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但不能完全认同明清时期的发展已达到了“制度性”变革的程度，认为直至晚清尤其是到清末“新政”时期，随着一系列具有近代特征的法律规章开始颁行，中国历史的发展才真正进入严格意义的“制度性”变革时代。尽管与他们二人有些不同的看法，但通过这次对谈，笔者感触颇深的一个印象和认识，是明清时期中国的发展变化，确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与制度变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明清时期的发展变化又与此前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无关联，如果不细致厘清这些联系就会影响我们对于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准确认识。也正是缘于这一次学术对谈，笔者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与制度变迁有了一些新的理解，也更加充分地意识到打破近代史与古代史之间的隔阂对考察中国近代制度变迁史的重要意义与作用 二、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需要客观恰当地如实看待外来因素，即来自于西方和日本的复杂影响，同时也要准确把握内部因素的作用。“冲击―反应”模式虽早就受到中外学者的批评，但并不能因此否认近代中国制度变迁与外部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客观而言，近代中国之所以出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制度相应发生不同变革，其主要动因即是过去所没有的外来种种影响。如果忽略外来影响，对于近代中国制度变迁中的许多问题就根本难以说清楚。因为近代中国的许多新兴事物，包括许多方面的制度变迁都并非单纯源于中国内部、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的，而是由于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通过主动模仿学习的方式产生的 当然，在研究外部因素作用的同时，还需要把握好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对近代中国制度变迁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并且需要就事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