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现代性的生成.docVIP

启蒙与现代性的生成作者：傅永军 启蒙造就了现代性，更精确地说，是启蒙的精神品格成就了现代性的精神品格，并因此使得现代性堂而皇之地登上世俗的历史舞台。按照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说法，现代哲学一直致力回答“什么是启蒙精神”这样一个大问题，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确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福柯说：“现代哲学历经两个世纪，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在重复这个问题。从黑格尔到霍克海默或哈贝马斯，中间经过尼采或马克斯·韦伯，很少有哲学不曾直接或间接地碰到这同一个问题：所谓‘启蒙’的事件究竟是什么？”[①]这种状况与“何为启蒙”问题的重要性实不相称。既然启蒙是一件“至少在某方面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所作的是什么”[②]，那么，搞清楚什么是启蒙，特别是什么是启蒙所独有的精神品格，就是一件值得下力气去做的学术工作。 通过回溯百年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以细究现代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不是一篇文章能够完成的任务，亦非最佳的学术进路。较为便捷的路径是，通过对百年现代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之哲学家相关思想的分析，即通过简约地分析那些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哲学大师对启蒙及其启蒙精神的理解，以一斑而窥全貌，可以生成对启蒙精神的普适性理解，并进而阐释启蒙与现代性的密切关联。我拣选福柯和哈贝马斯两人，他们无疑是当今最有影响的现代思想家。 1.福柯：作为哲学态度与气质的启蒙 1784年，康德(Immanuel Kant)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第一版）出版三年后，在当时的《柏林月刊》杂志第四卷第12期发表了应征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200年之后，1984年，福柯针对康德的论述写下了《什么是启蒙》[③]一文。福柯在文中指出，“现代哲学没能解答而又无法摆脱的这个问题随着此文而悄然进入思想史中。”而“现代哲学，这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个问题作出回答的哲学。”[④]福柯对何为启蒙之问的答复就是从分析康德的回答开始的。 一般认为，康德提供了有关“启蒙之问”的经典回答。康德在文章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⑤]可见，在康德那里，所谓启蒙，也就是从某种被监护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自己为自己负责的人即自由的人。但有趣味的是，一个自由的人并不是一个摆脱了限制、可以任意妄为的人，而是一个懂得限制性使用理性的人。对康德来说，恰当的限制恰恰是理性自由得以可能的条件。如果人们不能准确定位理性自由，恰当地确认启蒙的内涵，人们自由地使用理性越多也就越远离启蒙和自由的本义。勇敢地使用理性首先必须是正确而恰好地使用理性。所以，理性的自由是有着界限和范围的限制的。盲目任意地使用理性与不敢使用理性一样，是人类理智不成熟的表现。知道人类理性的界限而恰如其分地使用理性才是时代判断力成熟的表现。在现实的经验世界，康德所说的理性的界线便在于“公开使用自己理性”的公共领域与“在职务任内私下使用自己理性”的私人领域之间。理性只有在凸现“普遍性－公众性”的公共领域之中使用才是正当的，并且拥有完全的自由；而在体现“排他性－专有性”的私人领域中的运用则必须是有限制的，因为，人们在自己的专有岗位上受制于职业伦理，其天职是恪守责任、善尽义务。一个人，在私人领域中活动，无论其据有何种社会公职或职位，也无论其职权范围有多大，都不能是“无所限制”的。在职务任内对职责所要求的义务和责任，一个人绝没有运用理性去争辩的权利，也没有运用理性去反抗的权利。惟其如此，社会才能保持秩序，为每个人的真正自由提供场域。 可见，在康德那里，理性按其本性来说，是“无限”的，自由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在经验世界中，却是“有限”的、受制于必然的，划清这两者的“界限”，并探讨这两者的关系，是批判哲学的任务，也是时代理智成熟的标志[⑥]。可以肯定地说，只有当理性使用的界线和范围被明确划定之后，有理性者依据批判的结果使用理性，使得人的各种理性能力各安其位，不作超越幻想，不做逾越之事，而是按照理性的永恒不变的法则（原则）或认知地使用，或自由地使用，这样，一个时代才能被认为是启蒙了的时代。康德的教诲是深刻的，但却往往为世人所遗忘。特别是在现代性高歌凯旋的今天，理性的狂妄、自大使得它经常做僭越之举。正像哈贝马斯所忧虑的那样，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忘却了康德的警告，已经肆无忌惮地跨越公共领域而侵入私人领域，任金钱和权力成为支配生活世界的原则，结果造成生活世界的被殖民化现象。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