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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仲冕：字六枳，号陶山，善化（今长沙）人，写下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朴实自然，表达了作者与百姓忧乐与共的感情。着有《陶山诗录》30卷、《陶山文录》8卷。 严如煜：字炳文，号乐园，一号苏亭，溆浦人。撰写的《洋防辑要》、《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等，指陈形势，规划兵旅，了如指掌。他说擅长诸体诗，诗风朴老沉雄，不事雕琢；文章则长于议论，明白洞达，多有独到之见。有《苏亭集》、《乐园文集》传世。 吴檀：字季文，号兰柴，新化人，与宁乡邓枝麟、醴陵鄢正笏、永绥胡启文、同县孙起楠，以及湘阴周锡溥、周锡渭兄弟，合称“湘中七子”。 近代湖南文学 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文士得风气之先，反对宋学和汉学空疏无用舍本逐末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上溯王夫之，经陶澍、贺长龄、魏源弘扬光大后，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派文学群体。“经世”学说的兴起，标志着湖湘文化走向成熟，同时也促使湖湘文学的繁荣。 在散文方面，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桐城古文湘乡派，涌现了魏源、曾国藩、何绍基、吴敏树、邓辅纶等著名散文家。 在诗歌方面，出现了近代宋诗派的代表人物何绍基、汉魏六朝派的代表人物王闿运等名家。 在戏曲方面，出现了张九钺、张声阶、杨恩寿等剧作家。 清末，湖南经历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和旧民主主义革命，进步知识分子以诗文、小说作武器，进行反清、反袁爱国宣传，对推动社会变革作出了杰出贡献。前期以谭嗣同、易顺鼎、皮锡瑞为代表，后期以陈天华、宁调元、八指头陀、易白沙、夏思痛等为代表。 汤鹏：字海秋，益阳人，著述有《海秋诗集》、《浮邱子》、《明林》、《七经补疏》等。汤鹏“年未四十，其诗名已满天下”，诗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古。一是指它的形式。《海秋诗集》共26卷，其中前15卷均为古体，包括四言、五古、七古、古歌谣等；二是指它的题材，无论古体、近体，特别是古体诗，除比较常见的励志、遣兴、美人、责己、诫友、念旧、惜别、送归、题贺、应酬、哀悼、咏怀、写景等题材外，不少作品都以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故事，或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为写作对象。 邓显鹤：字子立，号湘皋，新化县人。18岁即开始编诗成集，先后有《种草堂初集》、《相思草》、《观海集》等14集，共约800余首。邓显鹤最大的成就和贡献还在于对湖南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考订。他大力搜集湖南前人诗文，经整理，编成两大部诗集：《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邵阳（今隆回县）金潭乡人，《皇朝经世文编》是魏源的成名之作，《圣武记》作于鸦片战争期间，全书14卷，40余万字，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的进步主张，极受时人欢迎。《海国图志》共100卷，90万字，“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而作”，开辟了近代中国追求西方真理的时代新风，对于改变人们陈腐观念，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魏源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文两方面。其诗文著作有《诗古微》、《书古微》等。魏源留下了900余首诗作，大体上分为咏怀、政治、山水三大类。 山水诗创作，注重写实而呈现山水之“真面”，并能写出山水的特有个性和风韵，这也得力于他善于在对比中去识辨山水的独特神势，如《衡岳吟》：“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惟有南岳独如飞。” 在诗歌审美艺术方面，魏源提出作诗“三要”，即厚、真、重。厚，即“厚积薄发，所谓万斛泉源”；真，即“情迫于不得已，景触于无心”；重，即“重者，难也。蓄之厚矣，而又不以轻泄之焉，感之真矣，而天机又极以人力。”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湘乡（今双峰县）荷叶塘人。进士出身，入翰林院，官至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政治、经济、外交、学术等各个方面，曾国藩都有极大影响。继承和发展了桐城派传统。成为后期桐城古文派领袖。 由于他的政治地位，不少文人集其门下，吴汝纶、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称为曾门四子，加上郭嵩焘、李元度、莫友芝等，他们使桐城古文得以中兴，形成了桐城派支派湘乡派 曾国藩现存诗作300余首，其中五古90首，七律80首，七古70首，五律40首，七绝30余首，大都作于前期。他早年作诗“学韩嗜黄”，尊崇韩愈和黄庭坚风格。 主张“文以载道”，后来认为“文”“道”同样重要，反对“崇道贬文”。曾国藩承继姚鼐理论，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但曾氏更注重以德行、政事阐释义理，不喜空疏之谈。曾国藩文论汲取姚鼐“阳刚、阴柔”之说。更重阳刚之美。 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道州人，晚年主讲长沙城南和岳麓书院。他学识渊博，经、史、小学、历算，均有深究，又旁及金石篆刻，精于书法，自成一家，着有《东洲草堂诗钞》、《东洲草堂文集》、《惜道味斋经说》等。何绍基是中国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