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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主义对著作权犯罪构成要件冲击及思考 　　摘要：随着共享主义的诞生与普及，著作权侵权的方式也随之发生着改变。侵权行为趋于非营利性目的、利用网络的复制发行行为的增加、侵权行为后果的扩大等现实都对我国刑法规定的著作权犯罪现有的犯罪构成要件造成了冲击，尤其表现在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面对现状，各国对基于共享目的的著作权侵权行为更倾向于入罪处理，与之相比，我国刑法稍显宽松。为适应共享主义思潮的冲击，我国的刑事立法应当对构成要件作出调整，以适应对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需要 关键词：著作权；刑法；共享主义；传播 中图分类号：D924.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05-0021-04 作者简介：朱晓源，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 一、我国著作权犯罪的定罪理论及问题 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同的阶级与社会阶层对其有着不同的认识与评价。即使是同一个阶级或社会阶层，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对同样一种行为也都会有不同的评价。①因此，关于什么是犯罪、采用何种方法和手段惩罚犯罪，一直是刑法学历史上的重要讨论对象。通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统一。②即，将犯罪构成作为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与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理论不同，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从犯罪的实质性出发，承袭苏联刑法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需求的基础上演进出“四要件”的定罪体系，即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 就著作权犯罪行为而言，我国刑法主要通过侵犯著作权罪予以调整，包括以营利为目的，未经权利人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或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③另规定了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指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侵犯他人著作权、专有出版权的上述作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行为。就构成要件而言，两罪多有重合之处，笔者认为另行规定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并无必要，合为侵犯著作权罪一罪即可。就理论而言，根据《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侵犯著作权罪条文中的“复制发行”被解释为复制、发行及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并未将仅为发行的行为排除在外，而销售行为显然属于发行行为的一种，因此，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构成要件本就包含于侵犯著作权罪之中。就现实而言，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数据，2011年至2016年，全国范围内五年间仅有42起案件，也能够说明此罪名的存在并无现实上的紧迫性 而纵观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也存在着如许不足之处。就客体要件与客观方面要件而言，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八类并附兜底条款的作品形式，及著作权人附着其上的十七项权利，及八类可能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而侵犯著作权罪仅将其中四类行为纳入定罪量刑的考虑范畴，仅在这个业已狭窄的范围内，对其可能侵犯的数类作品之上的权利进行保护，并侧重于财产权，忽视人身权。与著作权法相比，侵犯著作权罪的条文明显偏狭，在司法实践中易有不利之处 另外，侵犯著作权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包括“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这一规定表明在本罪中，侵权行为的获益数额、次数、侵权品数量等方面均为判断侵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有罪性的主要依据。而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演进与科技发展紧密相连，获益方式的变化使得对于数额的判断更加困难，侵权行为的次数与复制品的数量也不便再以传统方式进行简单的记数。因此，现行法律规定能否满足定罪的需要，是否需要进一步细化标准或改变标准，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就主观方面要件而言，与其他国家一般规定的“故意”要件不同，我国侵犯著作权罪规定行为仍需“以营利为目的”。立法者作出这一限制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以营利为目的的侵权行为不仅侵犯了著作权人的权利，同时侵犯了国家对文化市场的管理秩序，因此危害性较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侵权行为较大；其次，为避免司法机关对某些可能不宜作为犯罪处理的侵权行为定位不准，因此直接通过这一要件的规定将之排除在外。我们认为，随着国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日益加强，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应当日益严格，因此，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取消“以营利为目的”这一主观要件。④ 二、共享主义的由来与影响 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个人与个人在空间层面上有了更多彼此联络的方式，思想层面的交互也随之增多，共享主义便在这片活跃的土壤中萌芽。顾名思义，“共享主义（Free Sharing）”指的是不受限制地共享信息、文化、智力成果的行为，“共享”的手段主要表现为利用数字技术的复制及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的发行 瑞典民间组织“海盗署（Piratbyrn）”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