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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控制的法律行为之效力探讨 　　摘 要 无论是我国的司法实践还是法学理论，违反控制的法律行为大都被认定为无效，该行为在私法上也是没有效力的。当然，国家对私法行为进行引导、调整是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之所在，但若超出一定限度、范围，对私法领域而言是不适当的。法律行为的本质是私法自治。国家如果过度干预私法活动，一旦私法的基本价值得不到保障，人民大众的自由意志持久受到禁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变成一滩死水，社会无从发展。本文在坚持私法自治的原则下，以乘坐黑车引发的相关法律问题为例对违反控制的法律行为之效力进行探讨 关键词 违反控制 私法自治 黑车 作者简介：朱凤婷，四川大学2013级全日制法律硕士研究生，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075-02 一、违反控制的法律行为效力之立法例与学说探析 （一）罗马法 违反控制的法律行为效力确定问题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在罗马法上，对违反控制的法律行为并非一律认定无效，而是对法律本身进行划分，再依据不同性质的法律对违反行为的效力予以界定。罗马法上依据法律规范的不同性质划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最完全的法律（1eges plus quam perfectae）”。其不仅认为违背法律的行为无效，还对该行为人加以刑事惩罚。第二类是“完全的法律（1eges perfectae）”。其虽然对某些违法行为认定为无效，但对该行为人不加以处罚。第三类是“次完全的法律（1egas minus quam perfectae）”。其即使规定某种违法行为可以生效，仍然要对行为人加以刑事处罚。第四类是“不完全的法律（1eges imperfectae）”。其对违法行为既不规定为无效，也不对行为人做出刑事处罚 与今天我国司法实践中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XXX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做出具体裁判的行为相一致，在罗马法时代就开启了对于具体行为的法律评价需要结合“解释”的传统。后世欧美各国私法多以罗马法为母，虽然法律规定各不相同，但立法思路与理念仍继于罗马法，在判定法律行为效力时皆视法律目的而定，非一律因违反而无效 （二）德国法 在德国民法上所谓强制性规定包括对私法上权利形成与界限规定的规范与强制或禁止一定行为的规范两部分。德国学者认为，私法上权利形成与界限的规定是民法内部的强制性规范，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比如对物权种类的强制性规定，对合同生效要件的强制性规定等。法律行为对于这些规定根本没有违反与否的问题，只有是否具备足够要件而形成权利或是否逾越处分范围的问题。法律行为一旦超过该界限，其并非无效，而是根本就不发生效力。同时，就法律目的而言，法律更多的是对这类法律行为实施可能性的范围做一般性的限制，而非根本上禁止该类法律行为实践。因此，《德国民法典》第134条之规定“法律行为违反法律上的禁止时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规定所定义的法律行为是针对非民法调整领域的，同时，此处的法律禁令仅规定了民法以外的制裁措施。德国民法对强制性规定作出以上划分并非无的放失，而是具有强烈实践意义的。因为不符合权利形成与界限规定的规范要求，法律行为是不成立或者不生效，而非无效，并且由于其并不是有违反法律目的而被禁止的，一旦不符条件之处被补正，该法律行为仍可以视为成立、有效 （三）我国台湾地区 史尚宽先生对强行法应该被区分为效力规定与取缔规定的区分成为台湾民法的通说：1.基于行政管理需要而为之规定为取缔规定。此类规定的目的是为事实行为意义上的禁止，不是效力规定，不应否定行为的私法效力。但是，如果不否定行为私法上的效力则无法达到该法规的目的时，则应该认定为无效。2.法律对行为资格的规定为取缔规定，此类规定的目的也是为事实行为意义上的禁止，不是效力规定，不应否定行为的私法效力。但是，如果不否定行为私法上的效力就无法达到该法规的目的时，就应该将该法律行为认定为无效。3.强行法判定行为无效，须该强行法包括对法律行为全部构成要件的禁止时才行。4.当事人所为之法律行为在现行法下属于强行法，但是当事人预想该法可能被废止，则在此情形下可把此法律行为视作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其违法性在法规废止后消除，法律行为开始生效。但是，该学说在实践中太过抽象，缺乏可操作性 二、我国立法者借鉴台湾地区的“立法”，将强制性规定分为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 效力性规定看重行为的法律效果，违反即无效；管理性规定看重行为的事实价值，主要是为了禁止类似行为。学界对此提出了进一步区分的标准：第一，如果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或不成立，则该法律法规为效力性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没明确规定该违反控制行为的合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