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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风险下短期及长期政策基调 　　如果说全球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由强转弱，那么今天则面临由弱趋“逆”的严峻挑战。对中国经济而言，短期内坚持“稳字当先”、强调防控金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从中长期看，也不能对来自外部的经济增长动能有过高期待，而应该更多地立足于内生、结构性因素，通过推动消费、服务、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多方面的“新转型”促进经济“新增长” “稳字当先”：面对外部新风险、新冲击的明智选择 “稳中求进”是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这一基调并将其上升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的高度。因此，“稳字当先”实际上成为2017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而应对外部压力、防控金融风险将是重中之重 如果说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面临“急性病”的突发威胁，那么今天则面临“慢性病”的持续困扰。首先，从经济增长情况看：世界经济总需求不足，复苏乏力，增速持续低于预期；各主要经济普遍减速，经济状况出现严重分化。其次，从国际经贸看：贸易增长失速，投资复苏乏力，两者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再次，从金融领域看：货币政策分化加剧，资本流动和汇率风险显著增强，加之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冲击。在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内外风险关联度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也难免受到影响――2015年以来的金融市场情况即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变动的国际经济影响将日益突出。特朗普当选及其激进的政策取向、英国脱欧及其可能的连锁反应等意味着新的冲击在所难免，这将是美国金融海啸、欧洲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动荡等一波又一波冲击的延续，也是世界经济及其治理体系所面临的一轮空前变局的组成部分 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是新兴市场金融风险集聚、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显然，特朗普当选意味着加息周期和强势美元“?外部效应”的放大，而这将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两个机制持续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施加影响。相应的，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在2017年仍将持续释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位置是非常明智的 经济增长方面，必须强调“稳”重于“快”。短期来看，必须对“潜在增长率”有更清晰的认识，在防止经济增长“失速”的前提下继续适当“减速”，避免过度、过强刺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显然，这意味着政策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目标的高度重视，具体实施也有望更积极地推进。同时，还要加上一条“去雾霾”――这与供给侧密切相关，但也是来自“需求侧”的当务之急。不论“三去一降一补”，还是“去雾霾”抑或“去污染”，都可能加大短期经济下行压力，但对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正面意义却是不可估量的。政策实践上，将关系民生、民心的关键问题纳入核心经济政策议程是非常必要的，无疑也体现了“稳”字更深层次的内涵 推进“新转型”：保持长期增长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经济转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几方面紧密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推动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中国奇迹”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现取决于不同层面、内部外部众多因素的叠加，从宏观上涉及上述多重转型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合力 面对全球化由强转弱的现实和由弱转逆的风险，中国不能对来自外部的增长动能有过高期待，而应该更多地立足于内生、结构性因素推动增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的多重转型将持续释放增长动力――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传统转型”将继续深化并被赋予新的内涵，而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经济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方面的“新转型”将发挥关键作用 （1）消费转型。其首要目标在于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持续贡献，也意味着对投资依赖度的逐渐下降。自身结构方面，消费转型意味着消费“主力”及其偏好的变化，也意味着消费“主流”渠道和模式的变化。中国消费市场增长迅速，但与经济整体规模仍然很不相称，通过提升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显然，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仍需大力推进 （2）服务转型。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显示中国经济的服务转型已经启动。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50.5%，已超过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服务业比重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差距很大，也明显低于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经济的服务转型仍有巨大空间。这是伴随中国经济升级所必然经历的产业结构变化，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必然转变 （3）数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