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考据和辞章(施东向)整理.docVIP

义理、考据和辞章 施东向 （《红旗》1959年14期） 从前有人说，做学问，写文章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那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我们现在可以借用这种说法来谈谈写文章的问题。 义理和考据，是属于文章内容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说来，讲究义理就是要求观点正确，论据充分；讲究考据就是要求材料准确。辞章是属于文章形式方面的问题。讲究辞章，在我们说来，就是要求适合于内容的完美的形式。 义理、考据和辞章虽然是在三个不同方面的要求，但是这三个方面是密切地相互关联着的。 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在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三者中，义理应当是灵魂、是统帅。因为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材料是要由观点来统率的。 如果一篇文章，有的只是华丽的词藻，有的只是庞杂的材料，却并不打算说明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人们读过以后，根本不知道作者是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那样的文章，人们通常就称之为“没有观点”的文章，也就是没有灵魂的文章。 真正的好文章，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拥护那应当拥护的东西，同时也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反对那应当反对的东西。这才会是生气勃勃的好文章。 正确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客观实际中来的。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从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给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才能在这问题上形成正确的观点。因此，我们要把正确的观点传达出来的时候，也是离不开材料的。 在这点上，我们讲究义理，显然是和前人的说法在原则上不同的。从前写文章的人说到义理时，往往只是指“古圣先贤”已经说过的道理。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虽然是人类的实践经验的科学的总结，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南针，然而也不能把它当成教条。正确的观点，不是简单的教条，不是空洞的观点，而是和具体材料结合者的正确的结论。 教条主义者以为他们既已从书本上接受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他们就可以用简单的推理来获得关于任何问题的正确观点。教条主义的文章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在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但是因为它缺乏对具体材料的具体分析，往往只好装腔作势，大声喊叫，以此代替科学的论证；其实，越是这样，越是反映出这种文章的思想贫弱。 也有这样的文章，一方面提出了若干观点，一方面也举出了若干材料，然而并不能通过这些材料使人信服地承认这些观点。原来这样的观点并不是从这些材料的科学研究中必然达到的结论，这些材料不过是为了适应这些观点而任意拼凑起来的装饰品。结果当然会弄成材料是材料、观点是观点，正如水是水，油是油一样，不能合成一家。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鲜明和有力量，就在于它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事物的逻辑，使人看到，什么是我们必须拥护，也不能不拥护的；什么是我们必须反对，也不能不反对的。所以，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对写文章的一个根本要求；我们所要求的义理，不是搬弄一些空洞的观念，而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材料的准确性 在研究问题时，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但是在写成文章时，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把所接触到的材料全部搬到文章中去。如何选择最恰当的、完全可靠的材料，对于一篇文章的成败，常常有很重要的关系。 对文章中使用的材料有什么要求呢？ 第一，要求所使用的材料对于所说明的论点是足够的和必要的，并且是作了具体分析的。堆积一大堆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要求所使用的材料是完全准确可靠的。不论是引用事实的材料或者文献的材料，或者是在批驳错误观点的时候引用错误论点的材料，准确可靠都应当是一个起码的要求。 对于材料的准确性进行必要的审核，这可以算是考据工作。前人讲考据，多是指对古文献的字句文义的考订。我们所说的考据，范围要广得多。当然，我们并不赞成无目的地在文献的考证中转圈子，但是我们必须在使用必要的材料来论证自己的论点的时候，要求材料的完全准确，一直到材料中的每一个细节。 有人也许认为，只要不妨害所要表达的义理，材料的细节有点出入是无所谓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即使细节的出入对于全部论证不发生直接影响，也会使人对于材料的全部可靠性发生怀疑，以至伤害了论证的说服力量。有时看来是无关大体的细节上的马虎，却会造成关键问题上的错误，那当然更是要警惕的。把细节弄清楚或者作适当的交代，是可能的。对于可以做到的事不做，这是一种懒散的作风，和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严肃认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 不久前，《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的编者为了提醒撰稿人注意引文的确实，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说，最近在该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引文完全确实的难得有一篇、两篇；有一篇题目叫《柳宗元的诗》的文章，全文才两千字上下，引文不确实却有十一处之多。（见《光明日报》1959年6月7月第6版）引文要核实无误，这当然不是什么难以做到的事情，但是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在文章写成之后，仔细核对，这类错误是很容易发生的。 对于在全部论证中带有关键性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