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颙的“悔过自新”说.docVIP

浅谈李颙的“悔过自新”说 　[摘要]李颙的“悔过自新”说是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对儒家“反省内求”功夫的一种新解释。它以性二重论为理论基础，赋予“过”以普遍和形上的内涵，通过“动念－转念”、“慎独”、“静坐”、“日用常行”等路径积极主动地“悔”，达到回归至善人性的目标，开通了常人成圣成贤的简捷通道，从而将儒家“内圣”的功夫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关键词]李颙；悔过自新；内圣；修身 　　 　　修身指修养身心，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修身。《论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说明了修身正己的重要性。《大学》明确阐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成为连接和贯穿“八条目”和“三纲领”的中心。《中庸》开宗明义地揭示普通人要想获得圣人才有的天道，必须诉诸修身，“修身则道立”，“修身”被列为治理天下的“九经”之首。尽管“圣人”是孔子最为向往的理想人格，但他认为“君子”才是一般人应努力“修”到的现实的人格境界，“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前后出现达107次之多。君子不仅应具备“仁”、“义”、“礼”、“博学”、“信”等综合德行，而且有言行举止的具体要求，如“九思”(《季氏》)、“尊五美”(《尧日》)、“三戒”(《季氏》)等。但是，至于如何从普通人“修”成“君子”乃至“圣人”，《论语》对此说的并不是很多。 　　《大学》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路径做到“明明德”便是实现了“君子”的“修身”，在此基础上，经过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的扩充推广“齐家→‘治国”，就做到了“亲民”，而扩充推广到最完满的“平天下”便是“止于至善”的圣人境界。《中庸》则认为“诚”是天道，思“诚”求“诚”即是人道，修身就是要尽力趋近“至诚”，即通过“知天→‘知人→‘事亲”的功夫路径做到以“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和“三达德”(“知”、“仁”、“勇”)，进而“治人”与“治天下国家”。“君子”在“成己”的基础上追求“成物”，才能最终达到“赞天地化育”、“与天地参”这样完美的圣人境界(《中庸》)。 　　可见，如果像宋儒那样将《大学》和《中庸》视为孔子之言的话，加上《论语》中不少相关论述的佐证，诸如“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等等，那么可以说，孔子事实上已经为儒家的“内圣”修身明确了“反省内求”的功夫论。但是，因孔学缺乏明确的人性论基础，“反省内求”尚不能形成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对此，后世儒家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存心养性”，这一思想在古代中国长期占主导地位，后直接被陆王心学所继承和发挥。程朱理学以二重人性论为基础，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如二程提倡“闲邪存诚”，朱熹提倡“居敬穷理”。本文所要详述的“悔过自新”说也是一种解释。 　　 　　一、“悔过自新”说形成的背景 　　 　　明清之际，儒家的“内圣”修身面临严重的危机。宋明理学原本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它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展开了“辟佛老”的文化攻势，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使儒学重新走上了正统地位。但是，在经历了六百余年的发展流变之后，宋明理学已经病痛百出，渐趋式微。朱学与功名利禄相结合而日益虚伪化，“内圣”修身以直接为政治统治服务为导向，“自觉原则”演变为“强制律条”，而且无处可以申辩的“天理”、“良心”律条对知识分子的约束甚至比刑法律条更为严厉，以致戴震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而王学本是纠正朱学心物为二、知行脱节之弊病而生的，“致良知”将本体与功夫“二合一”，具有从本体到功夫、以功夫复本体的双重意义，但王学末流却剥落功夫层面，认为“良知”既是人心固有之物，“致良知”就是不需多费工夫的“自然”之事，“内圣”轻而易得甚至不修而得，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江西聂双江主张归寂主静而得良知，浙江王龙溪认为良知现成而不假修为，泰州王艮声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劳作即体现良知，这样的王学如何能发挥拯救人心、推挽世风的作用呢? 　　明清易代的社会剧变发生后，知识分子哀痛于自己日日所从事的“内圣”修身并未能挽救国家灭亡、中原沉沦的民族惨祸，开始对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传统进行深刻的反省，于是酿成了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反思、终结理学的新思潮，李颙也是其中推波助澜的人物，他的“悔过自新”说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中提出来的。正如其友人樊嶷在撰写《悔过自新说序》时所说，“余知李子者，必不以一己之过为过，一己之新为新。悔过自新之时义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