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_4.docVIP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 【提要】 瘟疫对人口的影响一直史学界比较缺乏关注的问题，而史籍中的一些笼统的记载以及近年出现的探索性研究似乎显示，瘟疫是中国历史上影响人口发展最具威力的冷面杀手。情况究竟如何？本文通过对发生在清代江南的一些瘟疫个案考察，指出；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度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直接导致瘟疫的致病微生物，如病毒、细菌、原虫和蠕虫等，乃是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不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也是影响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因子。自人类的形成开始，它便无时无刻不在关系着人类的成长，美国著名的世界史家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曾指出：“流行病传染模式的变迁，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人类生态上的基本地标，值得更多地关注。”[1] 显然，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基本而深刻的，而它最直接后果不外是生病或死亡，因此，人口的损伤无疑应是瘟疫众多影响中最直接和明显的。然而，由于瘟疫乃至疾病一直是史学界缺乏关注的因素，故长期以来，这一影响一直很少受到应有的关照，以至我们今天对瘟疫究竟对人口具有怎样的杀伤力，或者对人口的成长具有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基本仍是一头雾水。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瘟疫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不过对瘟疫的人口影响大多以“死人无算”、“疫死者几半”等词概括之。近年来，一些疾病史研究的先行者，往往也会概略性地极言瘟疫的危害以表明自身研究的重要性，比如张剑光在其《三千年疫情》的“前言”中谈到：“疫疾为人类带来的最为直接的灾难是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中国历代老百姓被疫病夺取生命的总数是无法算清楚的。一场疫病死去数十万、数百万人，在古书中每个朝代都曾出现过。”[2] 。另外也有少数研究者开创性地对某场瘟疫的杀伤力作出了较为明确的估测，如曹树基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三省（晋、冀、豫）死亡人数合计超过1000万。”疫死率近四成[3] 。这样一些笼统的记载和论述以及个别相对精确的估算，似乎都在向人们暗示，过去史学界一向忽视的瘟疫其实是历史上最具威力的冷面杀手，它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也必将是结构性的。可以肯定，这些论述在提请人们关注疾病史的研究方面的贡献殊不可没，但它们大多缺乏确实证据的支持，不能不令人感到疑问。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历史上瘟疫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大？即使我们承认个别研究者论述属实，高达四五成的疫死率是非常偶然的现象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等等，仍然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清代江南是一个史料记载比较丰富、瘟疫发生也相对频仍的时空区域[4] ，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区域的探索，对目前一些论述展示的图景作出个案性的检视，并对以上问题提出自己的回答。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由于历史上缺乏系统而准确的人口统计，因此几乎不可能对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率做出精确的判断，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挖掘现存的相关资料，并通过排比分析，对清代江南人口的损失状况作出相对清晰的说明。 首先应该指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死亡人数较多，比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已亥，吴下奇荒，丙子春，复遭大疫，……过夏至病乃渐减，死者不可胜计”[5] 。有的则病死率很低，比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间，“杭州城内，时疫流布，几于无人不病。大都发热头眩，热退则四肢发红斑，然死者甚少”[6] 。而且就是同一次瘟疫，在同一个较小的区域内，比如县、乡乃至村，疫情也不是平均分布的，甚至近在咫尺，也差异明显。比如，嘉庆年间，在娄县和嘉善交界的枫泾发生了这样一则故事： 嘉庆某年，夏古圣堂巷旁有人夜卧楼上，畏热启窗取凉。夜过半，闻喁喁如人语声，楼故临街，起而窥之，不甚了了，心知为鬼，急以溺器投之，忽作鬼啸声，向南而去。既而疫大作，凡自巷以北，无一人染者[7] 。 这则故事虽未必一定真实，但至少反映出，疫情分布不平衡的现象在当时是存在的。又如，在嘉道之际的大疫中，在常昭，“忽甚于彼，忽甚于此”[8] 。同治二年（1863年），常熟又大疫，“人死甚众”，但《庚申避难日记》作者所在地较轻，只是“病者甚多”[9] 。因此，即使是在清代江南这样一个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比较狭小的时空范围内笼统地谈论瘟疫的人口影响可能也没有多少的实际意义，故还是先根据掌握的资料情况以及瘟疫本身的影响力，选择了以下九个时空点，来探析瘟疫对人口的具体影响。 1． 康熙二年（1663年）松江之疫。据叶梦珠记载： 康熙二年癸卯六月至十月终，疫疾遍地，自郡及邑，以达于乡。家至户到，一村数百家，求一家无病者不可得；一家数十人中，有一人不病者，亦为仅见；就一人则有连病几次，淹滞二、三月而始愈者。若病不复发，或病而无害，则各就一方互异耳。此亦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