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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上的随想 ——我的三十年研究生教育见证 华东师范大学 李志斌 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后来又连续攻读硕士学位、博 士学位。1992 年开始指导硕士生，2001 年开始指导博士生，如今又肩负华东师 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亲历者，我狭窄视角中留 存下来的零碎记忆，也许只能为我国三十年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提供一点不算 完美的佐证。 一早，我放弃了自己把握方向盘的惯例，登上华东师范大学校车，准备从 中山北路有80 多年历史的花园校区，前往30 公里之外坐落在上海闵行区的全新 校园。担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这半年，千头万绪的事务让我忙于穿梭在两个园 区间。不过现在倒很好，选了个靠窗的座位，车厢里的寒暄、交谈和此起彼伏的 手机声，便暂时与我无关。眼前掠过的是晴空下上海美好而现代感的街景，而思 绪却将自己带回了三十年前的青葱岁月。 1978 年2 月18 日，我坐在兰州大学热烈欢迎大学新生的礼堂里，为命运从 此改写激动不已。灰暗破旧中山装，更衬托出胸前校徽的簇新闪耀。等走出礼堂， 才意识到要松开紧攥的拳头。那样春寒料峭的时节，手心居然热得出汗，也不知 是因为屋内热火朝天的气氛，还是自己内心翻滚着的对于未来的期待。那一天， 我不满十八岁，有过近一年在甘肃农村插队的历史。在78 年那个神奇的春季里， 我成为兰大数学力学系在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号称“77 级”。 半年后，也就是78 年9 月，国家正式恢复研究生招生，于是在系里常常有 机会遇见一些硕士研究生。我在班上就算是年龄最小的，他们更是比我要大十多 岁。文革前念过本科的经历，对这些我眼中的天之骄子而言，是幸抑或不幸？答 案恐怕只能化作一声叹息。而那十年被蹉跎掉的岁月，肯定只能用更艰苦的努力 来挽回。在图书馆，在自习教室里，总能看见他们早出晚归的身影。对大学生开 设的选修课，他们中有许多人也从不拉下——和我们一起抢座位，抢不到座位哪 怕就坐在水泥地上，还是照样坚持。他们行色匆匆，衣装简朴，眼神里总有种触 动人心的焦虑或者饥渴——那是对知识和时光的渴慕。 这一幕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对我的求学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82 年1 月，我本科毕业时，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几个不错的分配机会，立志报考研究 生。 陈庆益先生是当时兰大数学力学系的学科领军人物，是“两陈一濮叶开源” 中的“一陈”，在偏微分方程理论方面已颇有建树。他的师德人品，更是有很好 的口碑。82 年3 月，我荣幸地成为陈庆益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号称“81 级”。同 级的学生2 人。到84 年底如期毕业的这段时光，我听课、读书，获得了基本的 科研训练，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我的以《一类具不变性质的变系数偏微分方 程特殊解研究》为题的硕士论文，令陈庆益先生颇感满意，推荐至《数学研究与 评论》，获准发表。 后来我常常庆幸，在兰大求学的日子里，能有机缘聆听许多数学才子的经 典课程。余庆余先生、郭聿琦先生，还有日后成为我博士阶段实际指导教师的罗 学波先生等的课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我受用多年，特别是罗老师的《数 学物理方程》、《拟微分算子》和《流形上的分析学》这三门课。罗先生上课时语 气轻松和蔼，逻辑严丝合缝，字迹如刀刻斧凿，我坐在下面，心里常常不由自主 地为一些精妙的推导过程击节赞叹。他平日里抽烟抽得很凶，但课上绝不抽，只 偶尔会习惯性地把粉笔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算是聊作安慰吧。当年的那些课堂 笔记，我一直珍藏着。它们不仅是岁月的留念，更是日后我做了教师之后，上课 的范本。当年先生们出神入化的板书，引导着一个个懵懂学子在数学王国中渐入 佳境，领略数学推导的逻辑之美。这样的境界，在今天日益习惯于使用电子教具 的课堂里，似乎已成为一种“奢侈”。 课外，陈庆益先生开出了长长的阅读清单，加上同学之间相互交流的信息， 所以我的课外阅读任务，就显得比较重了。虽然当时我拿每月30 元的补贴，与 许多其他地区的学生比，还算是高的。但能用于买书的钱，就算是节衣缩食，依 然非常有限。所以省图书馆或者学校图书馆，是我有空便去造访之所。当时人们 常用“海绵吸水”比喻获取新知，弄得我每次走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总爱把自己 想象成一块干瘪的海绵，等看完出门，就变成吸饱了水的海绵，有种美滋滋的收 获感。学校图书馆对研究生有优待政策，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图书馆的书库，一借 就是五六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