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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访谈 作者：本报记者 户华为 《光明日报》（ 2015年04月20日 05版） 丝绸之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古代文明之路 记者：一般认为，汉朝出于军事战略需要，迫切希望与西域大月氏等国建立联盟以“断匈奴右臂”，所以才派张骞出使，“凿空西域”。但近年来的研究则表明，实际上丝绸之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亚欧非三大洲就已经有较为频繁的接触和交流，是这样吗？ 邢广程：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商贸之路，更是三大洲之间多层面的交流之路。古代欧亚非三大洲文明是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独自形成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华夏文明像四颗珍珠散落在北非和欧亚大陆的广阔空间。囿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各文明相互之间无法实现直接交往，甚至相互之间不知对方的存在。但是，历史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它们必然要向外界伸展探索之臂的，间接信息传递和文化贸易往来逐渐出现，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华夏文明也在不断探索与西域的古代文明进行交往。 古希腊文明对欧亚非大陆的文明交流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公元前8世纪初至前6世纪末，古代希腊与当时其他一些文明中心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从希腊考古和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公元前6世纪时，中国的丝绸等物品就已经传入希腊。战国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者们就将当时的中原地区认定为与丝绸相关的地区，古代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将中国称为“赛里斯”，“赛里斯”在希腊古语里意思是“丝”的意思。从古代中国的情况看，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西征犬戎就曾到达中亚一带，沿路还将丝绸、“黄金”、“贝带”和“朱丹”等中原贵重物品作为礼物馈赠给当地部落首领。尽管《穆天子传》等带有神话色彩，但它却提供了古代各族分布、迁徙和交往的历史素材，描述了古代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基本状况。这些都表明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中原内地和西域之间的交往和接触就已经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朝这种交流越来越频繁。 记者：我国处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东端，在谈其形成和发展时自然会更多地从“东方”的视角来阐述和分析，那么，如果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如何理解古代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共同构筑的？ 邢广程：我们在讨论古代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时，不仅要特别关注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功绩，而且也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关注中亚和欧洲在构筑古代丝绸之路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谈论古代丝绸之路形成时不能绕过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两个大帝国——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帝国崛起，其地域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结合部及其周围地区。为了密切波斯宫廷与各郡的联系，加强对下属地区和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在阿赫门王朝统治时期，大规模地修建御道。这些御道同时也大大方便了波斯帝国货物、人员和信息的交流，客观上促进了“西域”地区交通网络的形成和畅通。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认为“波斯御道”上往来的邮差可能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邮差。“波斯御道”随着波斯帝国的拓展逐步向外伸展，这客观上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波斯帝国称雄时，希腊人也在巴尔干地区崛起。亚历山大打败波斯阿赫门王朝，将西亚和中亚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并在沿途修建很多商贸网点，大量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迁徙到这些地区，无疑促进了欧洲、中亚地区与我国中原地区的经贸和文化交流，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打通创造了极好的客观条件。正如我国学者刘迎胜所言：如果说波斯帝国对中亚的征服，使从中国到欧洲和北非的丝绸之路的中段，即从中亚到地中海东岸的交通线变得更加通达的话，那么亚历山大东征又使欧洲与中亚建立了直接联系。至此，丝绸之路的中段和西端部分已畅通无阻。 记者：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丝绸之路的形成具有内在的历史动因，那丝绸之路对于当时各文明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哪些历史作用，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邢广程：的确，学界有人将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说成是开通丝绸之路，这种说法有些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最重要的目的带有军事安全战略性质，即西汉王朝迫切希望与西域大月氏等国建立联盟，共同攻打匈奴，以“断匈奴右臂”。其实张骞出使西域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并没有达到，因为大月氏等国过去虽然受到匈奴的侵扰，而此时它们已经安居乐业，不愿意挑起战事。但“无心插柳柳成荫”，张骞出使西域却使横贯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被正式开通了。所以，司马迁将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视为“凿空”之行。张骞的第二次出使西域则更多地带有畅通丝绸之路的战略含义。这次他奉汉武帝之命访问西域诸国，密切了西汉和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张骞出使以后，西域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西域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 古代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