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与传统的遇合及呈现.docVIP

现代与传统的遇合及呈现 　　丝弦《红豆曲》自上演以来,反响颇大,好评如潮。本文想就甄洛的形象谈谈这出丝弦剧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一言以概之,我认为,这出戏所塑造的甄洛艺术形象不但是史实与想象的完美融合,更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燕赵文化认同并予以现代转换的产物,是传统燕赵文化精神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成功再现,表现了传统燕赵文化与现代精神之间的深刻承续关系。 　　一、史实中的甄氏 　　《魏书》、《魏略》、《世说新语》等史料对于甄氏都有比较详尽的记载。《魏书》曰: 　　后自少至长,不好戏弄。年八岁,外有立骑马戏者,家人诸姊皆上阁观之,后独不行。诸姊怪问之,后答言:“此岂女人之所观邪?”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言:“汝当习女工。用书为学,当作女博士邪?”后答言:“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后天下兵乱,加以饥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后年十馀岁,白母曰:“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璧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举家称善,即从后言。 　　甄氏8岁规劝诸姊专著女工;9岁博览经书,并发出“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的宏论;10岁即能劝母亲捐出粮食赈济亲朋邻舍,施恩惠于贫民。这里的甄氏显然是一个从儿童时代即与众不同并富有远见卓识的贤德女子。《魏略》记载说: 　　后年十四,丧中兄俨,悲哀过制,事寡嫂谦敬,事处其劳,拊养俨子,慈爱甚笃。后母性严,待诸妇有常,后数谏母:“兄不幸早终,嫂年少守节,顾留一子,以大义言之,待之当如妇,爱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与嫂共止,寝息坐起常相随,恩爱益密。 　　14岁的甄氏劝母亲善待寡嫂,助举家和睦。这一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甄氏显然是善良、仁爱、宽厚的。而嫁于曹丕后,她非但不专宠,反而劝丕广求贤女,以便生育更多的皇子皇孙,使魏帝业绵长永固等等: 　　后宠愈隆而弥自挹损,后宫有宠者劝勉之,其无宠者慰诲之,每因闲宴,常劝帝,言“昔黄帝子孙蕃育,盖由妾媵众多,乃获斯祚耳。所愿广求淑媛,以丰继嗣。”帝心嘉焉。其后帝欲遣任氏,后请於帝曰:“任既乡党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顺,前后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请曰:“妾受敬遇之恩,众人所知,必谓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惧有见私之讥,下受专宠之罪,愿重留意!”帝不听,遂出之。 　　汉魏时期人物品藻之风甚盛,尽管曹操名言“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但其实更长时期内最重视的依然是人的德行,而后才是才能。这种品鉴之风推及女性,想必其德行依然会倍受重视。而也许正因为此(德才色兼具),甄氏才会先是被袁绍娶为儿媳,后被曹操所念(《世说新语#8226;惑溺》载:“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至终为曹丕纳为后妃,却仍被曹植所钦慕。甄妃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见识。可以说,为了夫君的帝王之业,为了天下的安宁,她是完全置自身荣辱得失于度外的。唯此,当曹丕欲纳其为后的时候,她才有可能上表曰:“妾闻先代之兴,所以飨国久长,垂祚后嗣,无不由后妃焉。故必审选其人,以兴内教。令践阼之初,诚宜登进贤淑,统理六宫。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寝疾,敢守微志。”后来,“玺书三至而后三让,言甚恳切”也才有现实依据和可能。 　　根据这些史料,甄氏显然不但美貌,更兼具宽仁、孝慈、温恭、淑慎,而尤其是这些内在的品质,她才可能在实力决定生存的东汉后期成为各路诸侯争娶的对象,也才有可能成为后代文人雅士敬仰思慕的对象,不断赢得后世的赞誉。 　　二、传统艺术中的甄妃形象 　　史实中的甄洛不但不是仅靠美貌而取悦于当权者的花瓶美人,也并非是一个只顾个人感情的利己主义者,而是一个知大礼、识大体、懂大义的贤女。但是,这样一个大贤、大惠、大德、大识的甄氏,在后来的艺术表现中,却被肢解甚至曲解了。甄氏在后来的艺术载体中,要么被塑造为美丽绝伦的凌波仙子,要么被表现为一个悲剧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了。 　　这两种形象的源起都与曹植有关。关于甄氏和曹植的关系,学界有各种说法,有认为二人年龄差距甚大,不可能产生爱情的,也有认定二人之间确有真挚爱情,认为曹植的《洛神赋》(原名《感甄赋》,魏明帝曹睿继位后,因觉原赋名字不雅,遂改为《洛神赋》)就是为纪念这一悲剧爱情而写的。萧统的《文选》如此注记《洛神赋》的创作背景:“植求甄氏女不遂,太祖(指曹操)回与五官牛郎将(曹丕官职)。植殊不平,昼夜思想,??食俱废。直至曹丕称帝,植到洛神观见,曹丕出示甄后的遗物至缕金带枕,曹植见之,不觉泣然泪下。那时,甄后已死,曹植在归途中,思念不寐,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