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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外衣下士人悲喜人生 　　摘要：《儒林外史》以冷峻的眼光审视人间百态，以理性的智慧探索读书人麻木不仁的精神世界。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勾映射出了科举制度下士人在穷其生命追逐名利的同时所呈现出的人品、学识及世态人情等多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儒林外史》 科举 人品 学识 世情 一、通脱平易充满生活情趣的时代的精神 吴敬梓所处的时代，如胡适《吴敬梓年谱》所言，“恰当康熙大师死尽而乾嘉大师未起的过渡时期。”而《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与乾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氛围是一致的。?恼庖唤嵌任颐强梢运滴饩磋魇撬?那个时代的思想先驱 乾嘉两朝随着程朱理学的衰落，士人的精神迅速趋于自由率真，他们不再推崇虚假，追求平易、朴实、亲切的人生。一批代表作家如吴敬梓、曹雪芹、袁枚、纪昀等不约而同的鄙薄道学先生，不相信所谓超凡入圣的人格；与此同时，飘逸不拘，通脱旷达，富有生活情趣的魏晋风度得到提倡和赞美。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种光风霁月的日常生活情趣，一种如长天秋水般澄澈的雅人深致，一种对世事无所芥蒂的夷旷情怀。由于富于生活情趣面向日常生活，所以道德伦理受到重视。道德伦理的作用本来就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维护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转。乾嘉时期的知识分子常把“人伦”、“日用”并提，如章学诚《原道》：“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以言夫道矣。”对于道德伦理的重视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中刻下了鲜明的烙印。《儒林外史》所许可的王冕、杜少卿、虞博士、庄征君等都是道德上的完人；马二先生因其“性行乃亦君子”，作者写来便多亲切之感；而梅玖、申甫祥、高翰林等人因其丑陋的行径而让人厌恶不已 二、士人心态与读书做官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担当几乎责无旁贷的落在知识分子身上。士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是走上仕途。“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这是读书人生存的基本手段。要做官，就必须要赢得君王的赏识。秦汉已降，历代统治者出于集权政治的需要，力图削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使他们依附于自己。在统治阶级采取的种种措施中以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最见成效 统治阶级实行科举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但在考中科举即可名利双收的现实利益的诱惑下，很多读书人的眼睛只盯着功名富贵。民间社会士农工商兵的社会阶层排序，更加刺激了这种价值取向。因此榜上有名即意味着学识过人，从此富贵荣耀；名落孙山则证明了其学识浅陋，遭受白眼。然举业无凭，功名偶然，于是信命数，信风水；于是，不求文章中天下，但求文章中试官。凡此种种让吴敬梓痛苦不堪，促使他以一腔悲悯的情怀对此种种丑行予以无情的鞭挞，汇集成了伟大作品《儒林外史》，借此呼唤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回归 三、功名外衣下的士人形貌 科举制度为读书人实现个体价值满足指明了一条唯一且充满崎岖的道路。激励千百万读书人挤上这条道路的是看上去光芒璀璨的功名。伴随功名而来的是被人仰视的富与贵。围绕着功名富贵，上演了太多的人间悲喜剧。《儒林外史》展示给我们的则是其中几个精彩的场景： （一）中举――贫富贵贱的分水岭。明清时代，考中举人是读书人成为上层绅士的标志，决定一个读书人能否赢得功名利禄，所以市井小民打心眼里崇拜举人，认为他们是“文曲星下凡”。《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前后胡屠户前倨后恭的言行形象的反映出了这一特点。年过花甲穷困潦倒的范进想去考举人，因没有盘费，去同岳父商议，结果被他骂了个狗血临头。然而在范进中举之后胡屠户自觉女婿是天上的文曲星了，自己和文曲星相比简直卑微之极，再也摆不出威风凛凛丈人的架子来。后来当范进发疯使，众人请他打一个耳光时，他说什么也不敢，怕冒犯星宿死后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民间社会对举人的迷信心理来源于明清的科举制度。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是会试。考中院试者称秀才。秀才是下层绅士的标志。虽然秀才不能做官，但他们从此可以免除赋税和徭役。考中乡试者叫举人。举人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往往没一百名秀才中才有一两名考中。举人不仅可以参加会试考进士，即使考不中进士，也能参加“大挑”，或做知县或做学官，从此进入仕途。因此考上举人是成为上层绅士的标志，在读书人的人生经历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正因此考了二十多年没考上的范进中举后才会喜极而疯，丑态百出。周进中举后“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就连曾经因瞧不起周进而砸了他塾师饭碗的申埔祥也亲自制备的贺礼来套近乎。其间的冷暖之情浇薄之态可见一斑。在最高一级的会试考试中考中的叫进士，进士几乎都能做官，是上层绅士的标志 （二）人品――权势利欲的等价物。明清科举制度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朝廷的本意在于灌输圣贤之道，而应试者却将此作为猎取功名富贵的工具。“士习末端，儒效罕著”，教育目的与实际状况严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