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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琴乐审美观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音乐“百花齐放”,众多民族的各种形式的器乐、歌唱、舞蹈,形成了我国音乐歌舞的全盛时期,音乐文化获得了辉煌成就。元稹、顾况、李贺、李白、刘禹锡等许多的诗人都留下了甚多有关音乐诗篇。但就描写音乐方面的生动、通真而言,音乐诗人白居易独占鳌头。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从音乐思想的渊源而言,白居易继承的是儒家传统音乐思想。他的论乐诗文,基本上集中在音乐与社会生活、礼乐关系以及音乐的古今、雅俗、华夷关系这些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史上常涉及的问题上。他对琴乐审美亦有较多的论述。 　　一、白居易琴乐实践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古琴,也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是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的乐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据《史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历代弹琴名手不胜枚举,有的成为千古美谈。春秋时期,孔子酷爱弹琴,无论在杏坛讲学,或是受困于陈蔡,操琴弦歌之声不绝;战国时期的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美谈;魏晋时期的嵇康给予古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至高评价,终以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作为生命的绝唱。《吕氏春秋》云:“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白居易在《郡中夜听李山人弹三乐》诗中提及此事时风趣地写道:“却怪钟期耳,唯听水与山。”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认为春秋时代著名的知音者钟子期并不高明,他只不过理解《高山》《流水》而已,而自己却具有很高的音乐欣赏能力。另外白居易借助此典故来表达他与崔氏之间深厚的友情。白居易与崔晦叔友情甚笃,当崔氏谢世后,白居易在《哭崔常侍晦叔》诗中有“钟段师废琴”之句。琴乐在白居易的乐舞生活中则逐步地占有了更大的比重,在他的诗文中的反映描述也越来越多。例如,白居易经过江州、忠州等地多年贬滴,返回京城后,长庆元年(821)被任命为中书舍人,由此跨人了高官阶层。继又外任杭州、苏州刺史。在杭州开始工作时,他兢兢业业较少娱乐,琴乐曾是他唯一的音乐消遣:“平旦起视事,亭午卧掩关。除亲簿领外,多在琴书前。”(《郡亭》)不久,郡政走上轨道。杭州山奇水秀,又是歌舞之都,州府又有不少府属乐舞伎人,他的业余活动,便大半沉浸在歌舞酒宴中。随着仕途沉浮,在他生平后一阶段,“独善”逐渐成为他的生活主导,其思想也越来越多地吸收道、释成分。蔡仲德先生《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指出,道家认为无为的“道”是宇宙本原和根本法则,主张清净无为,朴素自然,无欲无争,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道家追求的大美“平和”“恬淡”“无味”,也为佛家美学所肯定。而儒家认为琴为“神农”“伏羲”等远古“圣人”所作,“朱弦疏越,一唱三叹”是儒家推崇的至乐;士无故不离琴瑟。在白居易看来,儒、道、释三家的审美准则最能在琴乐中融合为一,完美地体现:“月出鸟栖尽,寂然坐空林。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清汾由木性,恬淡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响余群动息,曲罢秋夜深。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清夜琴兴》)古雅的正始音,与心中平和之气,通过秋夜空林,似乎达到与大自然的浑然合一,白居易从琴乐艺术中得到了高度的享受。由于白居易有长期的弹琴实践,有对音乐歌舞持续不衰的喜好接触,又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广博的文学修养,他的音乐美学思想才会具有独特的风格特点和突出的历史价值。 　　二、白居易琴乐审美思想 　　由于看到当时社会普遍趣好夷俗之乐,因此他更为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在琴乐以及雅乐的审美中,白居易“恬谈、平和”为琴乐与“正始音”的音乐审美情感特征,从其论乐诗文中可以看出他是以“谈”“和”为其审美标准。在古今、雅俗、华夷关系这些古今音乐思想史的主要议题亡,白居易坚持赞古、祟雅、贬夷的态度,这往往构成了作者音乐审美评价的出发点。白居易称礼乐或雅颂之乐为“正始之音”,以之与郑卫之音相对立,说“尔听五弦信为美,吾闻正始之音不如是”,认为郑卫之音不美,“正始之音”才是真美,甚至主张“销郑卫之音,复正始之音”,其对雅乐与郑声的褒贬、爱憎与取舍极为鲜明,所以他为《五弦弹》上了“恶郑之夺雅也”的副题。白居易经常是根据现实的音乐生活来说明其乐与政通的音乐思想。在《法曲歌》中,他以天宝末法曲中胡乐犯华声与次年安史之乱,作某种因果联系;在《华原碧》中:将宫悬用华原碧与胡寇作乱相论,藉此说明音乐与政治盛衰的联系及相应的反映。从对雅郑的褒贬、爱憎、取合可以看出白居易的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