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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才能人论事 　　罗宗强先生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一书，于2006年6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继《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之后，又一部深入剖析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的力作，对明代后期更确切地说是对从嘉靖前后以至天启初这一时段士人群貌，作了客观精审而又深刻透辟的描述。与《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可谓士人心态史研究上前后呼应的双璧之作。罗先生多次表述他对魏晋和晚明这两个段落内士人的独钟之情。在刚完成《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写作之时，就对明代后期士人群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这两段历史，在土传统中似有某种重叠，某种衔接。虽表现形态并不相同，但那种个性的自我张扬、而最后又归于沉寂的走势却颇为近似。”在具体描述明代后期士人心态时，也时时不忘将其与魏晋士人进行对比。尤其是在论述“自我回归”这一士人群体时，认为其重自我、重情乃至纵欲，在自我的发现、人的发现方面，具有反对假道学的积极意义。同时，其极度的无所顾忌的纵欲享乐，又消解了道德约束与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另一个极端的表现，因此也就必然要回归到假道学之中。罗先生认为，这种带有悖论性的历史现象，无论是魏晋风流还是晚明重情思潮，均无二致。可见，无论是从个人偏好还是从历史的相似性而言，《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都是与《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脉相承的。 　　《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是罗先生士人心态史研究的第二部著作。士人心态研究以士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从政治局势、社会环境、思想潮流以及生活风尚等方面揭示士人心理状态的群体走向，研究的是士人群体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涉及个案时，目的也在于说明群体的状况。本书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将典型事例与典型个体作为基本的叙述单元，同时又按不同类型的心态进行了逻辑的分类，从而将宏观把握与重点论述有效地结合起来”。侧重描述了皇权不受制约下谏臣的传统心态；描述了末世景象下思想家与改革家的拯世情怀和他们希望的失落；描述了心学另类人物的人生悲剧；也描述了江南那一群徘徊于入仕与世俗之间的士人的人生旨趣；描述了那些回归自我的士人的适意与迷惘心境。这种精当透辟的个案研究，结果即是将一幅幅明代末期士人群像，提纲挈领而又恰如其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既然是心态史研究，那么研究视角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心态史研究亦属历史研究之一种。特定的政局；特定的思潮、特定的社会风貌，都是士人的生存环境，对士人的思想状况、生活趣味、审美理想以及行为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而思想状况、生活趣味、审美理想、行为方式，则是士人心态的具体表现和组成部分。因此，社会背景的研究，对于士人心态之揭示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如果过多涉及这些外在的社会背景，则又可能将心态史变成政治史、思想史或者社会生活史。尤其是面对明代后期士人心态时，更是如此。因为其时政局瞬息万变、各种事件纷至沓来、士人生活丰富多彩、士人思想复杂混乱，所以必须采取直奔主题和直截了当的研究视角。简单来说，就是“从言行看心态”。具体则为：“涉及事件，而不着重于事件本身；涉及思潮，而不着重于思潮之内在理路；涉及政局，往往亦不着重于政局面貌之全面省察；涉及社会风貌，亦只在于考察其对于士人心态之影响。对于明代后期士人心态之考察，意在于从一个时段(一个动荡的充满末世景象的时段)，努力恢复士人传统的历史记忆。此一种之记忆，也许有助于我人对士人传统人格之认识。”本书之所以能够把各个面目不同、千头万绪的群体士人心态钩稽出来，并且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与这种独特视角的运用密不可分。 　　除了研究视角之外，本书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注意。总体来说，罗先生继承的是传统汉学的质朴实证方法，史料的搜集毫发无遗，举凡能够读到的实录、政书、杂史、笔记、别集等，均在搜索范围之内。同时，史料的考辨又精审确当。只要看看书后所列的参考文献，就能知此言不虚。如此谨慎的态度和如此苦功，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则严守从材料出发、立论必有据、孤证不立说的传统，使结论具有丰实可靠的证据基础。我们读此书时，感受最深的就是材料的引证信手拈来而又准确精当。有时为了论证某种现象，不厌其烦地罗列各种史料，甚至到了繁琐的地步。既见出作者功力之深厚，同时也使本书显得平实可信，空言立论者与其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传统汉学从材料出发的实证方法外，知人论世也是本书常用的方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要对所研究的士人及其群落所生活的外部背景有一个全面真切的了解，同时还要深入到士人内心，对其思想状况、审美趋向等内心世界有透辟的研究。本书在这方面可说是做到了，这从作者通读了能够读到的所有文献即可得到证明。知人论世的另一个方面，则表现为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情境中，设身处地、身临其境的揣摩其当时的心理状态。这种揣摩、推想虽为历史研究者所忌，却能在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