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比性的概念：文化政治视野里的普遍与特殊论文.docVIP

　　可比性的概念：文化政治视野里的普遍与特殊论文 只要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发生了互动关系，就会涉及到比较和可比性的问题。因此，无论在历史的层面上，还是在理论的层面上，比较的意识都要受制于、依赖于一个直觉或认识，这就是：物质现实和人类理解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但凸现了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成就，也暴露了它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处于彼此间的悬隔状态。因此.freeleson）曾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echeznous）的原则来评断一切；结果，哲学家在这种不牢固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切体系都必然像是摇摇欲坠的假设。毫无疑问，康德与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派的争论并不限于自然史问题。相反，他们很快就进入到文化、价值和政治领域。康德写道： 在人类的一切时代，正如在任何时期的社会的一切部门中一样，我们都能够发现一种幸福状态。这种状态与人针对自己诞生和成长于其间的环境而形成的概念和习惯恰相符合。毫无疑问，在这里，甚至不可能对各自的幸福水平进行比较，也很难说一类人比另一类人、一代人比另一代人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上。但是，也许天道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每个人为自己创造的这种朦胧的幸福意象，而是一种因此而激发起来的持续不断、日益扩大的活动和文化，其最高表现只能是以人权概念为基础的政治体制的结果，因而就是人通过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果真如此的话，又会怎么样呢？ 从康德与德国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早期争论中，可以发现自主的资产阶级个体（抽象的财产和权利在该个体身上合而为一）与普遍国家的政治建构之间的缺失环节：这就是那个持续不断、日益扩大的活动和文化的过程，只有在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它们才在概念或现实中达到了最高表现。不确定性、冲突和矛盾的长期间隙有一系列表现形式：不平衡的发展、阶级斗争和文化政治。实际上，文化政治构成了十九世纪关于永久和平和普遍历史的话语的实质和特性。 因此，在黑格尔那里，法哲学的结尾确实就是历史哲学的开篇。时间的历程从作为抽象理性的财产开始，而伦理生活或人类自由的历史则经由家庭和市民社会一直推展到国家。由于黑格尔的国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理性的实现或现实的理性化，因此，它就辩证地包含三个阶段：宪法、国际法和世界历史。《法哲学原理》的最后若干节（从第341节开始，尤其是讨论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的第355节--第358节）完全可以剪切下来，粘帖在《历史哲学》的开端处。黑格尔的法哲学并非偶然地、而是逻辑地融入到他的历史哲学中，因为像这样构想的世界历史确实包含在资产阶级法权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念中。就此而言，比较和可比性问题也是民族国家和殖民帝国的各种不合法要求的问题。在现代，美国那种强加于人的主权已经使各种主权形式归于无效。不过，这一点似乎并没有改变围绕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及其内在霸权倾向而产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性质。 晚年的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指出，德国哲学的决定性危机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在此之后，资产阶级哲学家不得不虚构出两种不真实的和谐景观：一种是黑格尔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和谐，另一种是康德与黑格尔的和谐。在卢卡奇看来，德国哲学的问题，正如德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问题一样，从来都不是一个自足的局部问题或形而上学问题，而是一项比较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项研究涉及到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历史理性的前所未有的衰落--伴随着非理性主义的兴盛，这是一条统一的、毋庸置疑的、没有矛盾的兴盛之路--之间的关系。在卢卡奇的语汇中，非理性主义不仅代表着对客观性和辩证法的意识形态拒斥，而且代表着产生它的一般历史条件。这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革命的最初几十年，有一种时间的在场，而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这种时间的在场已经被空间的在场取而代之了，其特征是物化的膨胀的细枝末节。 随着历史时间的缺失和辩证法的停滞不前，资产阶级普遍性话语在尼采的价值重估和韦伯的理性化概念中得到了最雄辩的表达。不过，如果对尼采和韦伯进行更细致、更无情的历史解读，就会发现，无论是价值重估，还是对一个去魅的世界的理性化，都植根于规范的西方与其内在的他者之间的紧张的文化政治对抗。换句话说，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当时的德国已经在资本主义发展方面和英法并驾齐驱（马克思）；但是，从社会自由、政治民主化和都市文明的发达程度来看，德国还十分落后。尼采在讨论大卫·施特劳斯的文章中批判了充斥于德国知识界的有教养的庸人（cultivatedphilistine），反对将种种西方（指英法）现代派风格一锅煮的文化摹仿，企盼着一种真正有独创性的伟大的德国文化。他还发出了反击法兰西-犹太文化--现代奴隶的伤感文化--的呐喊声。这个目标在其最高的阶级认同和文化信仰方面试图超越庸人的民族主义。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尼采不得不诉诸一个普遍文化的观念：这个观念要求将民族与文化融合起来。法国人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