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的时空转换—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论文.docVIP

　　合法性的时空转换—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论文 内容摘要：合法性理论涉及民间社会合法律性和政府权威合法性这两个方面。在依法治国的法治时代，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和能够认同非法状态的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一方面正义原则是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合法基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业已认识到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并试图走出危机。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暂时悬置相关法规，在互动中互补自身的合法性不足，使非法与合法语境在法治国框架中有效自如地进行时空转换，地方政府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在重建社会秩序中因此能够相得益彰、和谐共处。本文关于福街的经验研究表明：民间组织的合法律性危机和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双方协商合作，相互授予对方合法性.freelon，1994：16-39），主要包括挂靠政府部门、隶属单位内部和纯粹自发自治等三种类型。上世纪末始，国内外学者对此现象极为关注（Strand，1990；王颖等，1993）。这些组织大量充斥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因无法正名和统计，故名目繁多、数据不等。如，非法、半合法的（张鸣，2001）草根组织（王名等，2001：105；Stephan Feuchting，2001）为数众多；未登记的草根NGO（朱健刚，2004：37；王绽蕾，2004：52）约占全国非政府组织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俞可平，2002：200）；未登记或转登记的法外民间组织在数量上10倍于已经注册登记者（王名、贾西津，2003：101；谢海定，2004：30）；草根社团约二百多万个（王绍光、何建宇，2004：75；袁野，2006：44），等等。 草根民间组织研究的最大课题是合法性与合法化。上世纪90年代后期，学界始从法理角度研究草根民间组织（吴忠泽、陈金罗主编，1996；陈金罗，1997）。合法化（legitimation）研究（哈贝马斯，2000；Charles Taylor,1995：249-286）重点关注草根民间社会组织的合法性（legitimacy）程度（Thaxton，1983；Sangren，1988），及其与合法律性（legality）相冲突（陈健民、丘海雄，1999：64）等两个方面内容；它与合法性概念一道并用于中国草根民间组织研究之中（康晓光，1999：12）。学界试图从合法性角度赋予草根民间组织合法化的政治前景：或从乡土社会的民间法（田成有，2002：1），或从非制度政治参与（方江山，2000：38），或从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陈健民、丘海雄，1999：64-74），或从合法性的四个要素（高丙中，2000:100-109）等等角度，来理解当下中国法律规范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草根民间组织合法化研究包含着政府权威合法性危机的命题。学界多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邓正来、景跃进，1992；朱英，1997）、协商民主（Elster，1998）、相互增权赋权（熊跃根，2001；郁建兴，2003；顾昕，2004）和社会资本（布尔迪厄，1997；Putnam，1993：173）等不同理论角度，力求赋予草根民间组织的正当性和合法化路径（Verba et al.,1995），并试图解释政府权威合法化危机的悖论。有学者或从治理与善治（罗茨，1999：47）等层面分析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利共治的前景（俞可平，2000：13；马长山，2005：76）；或从个人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个人与国家的社会关系两个维度，即孟德斯鸠之政治自由与卢梭之社会民主两个学理方面，提出中国现代国家的正当性理念转型的新课题（刘小枫，1998：100）。这些把民间组织合法化与政府权威正当性危机联系起来的分析路径，对于理解和诠释福街商人自治组织非法状态下的正当性现象，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草根民间组织与合法性理论研究的分离现状。在一个充分强调依法治国的法治时代，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和能够认同非法状态的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社会基础与正义原则当然是重要的环节，但地方政府业已认识到了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并试图走出这一危机的潜在意识和实际作为，则是需要直面的惨淡事实。合法性理论一般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主要指民间社会的合法律性（legality），二是主要指政府权威的合法性（legitimacy）。国家权威掌控的立法机构颁布法律法规，当然具备合法律性，但它是否具备充分的正当性，仍是一个合法性悖论；而民间社会自发的结社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共同体行动基础上的正当性，但能否为立法机构所接受也是合法性悖论的另一方面。因此，无论是福区地方政府还是福街草根民间商会，都处于以上两种合法性的时空转换之中。无论他们怎么想脱去非法的重负，加入到合法社会的序列中去，都遇到了既有相关法规的抵制与拒绝。很显然，合法与非法的既有文本法规框架，已经不能充分解释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与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