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争论最多的导演.docVIP

我是中国争论最多的导演 张艺谋说 ●现在的事实是，导演锻炼是不可以的，大家会很愤怒，认为这是对观众的一个危害等等，像这样的批评已经不是在谈电影了。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有时候也挺高，这个说，那个说，说得很多很多，惊动了上层，所以才做了一个决定，全球招标奥运总导演。 ●我的作品不敢拿艺术定高低，但是为我的作品写的字、说的话，我估计是第一的。 说张艺谋 我喜欢的幽默都是笑话权势和上层社会的人的。「三枪」只有最表面、最粗糙的对社会底层的取笑，忘记他们的痛苦和社会地位，这多少有点愚民的感觉。———洪晃(杂志出版人) 的确有一些评论，因为张艺谋是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在他身上赋予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正规的评论方向。电影评论，应该只针对电影本身发表看法。———卫西谛(影评人) 张艺谋对电影资源的垄断、产品的低劣化，必然会引起有良知民众的「愤恨」。有些批评过于暴力，但这暴力恰恰根植于张艺谋电影本身，他成了他自己作品的受害者。———朱大可(文化学者、批评家) 和当年的《红高粱》有些类似，印度有许多观众对《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表示反感，你这不是糟蹋我们吗?但它一旦获了奥斯卡奖以后，大家就都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尽管你揭露出阴暗面，但这种力量很大，足以让这个世界以更加关注的眼光投向印度，它超过了你对我的侮辱。———王志敏(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受访张艺谋□采访本报记者张英发自成都 现在还有人说贩卖中国的落后和愚昧吗 我自己这样想，这十几年围绕我的争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和我的电影成为不同争论的焦点，这很正常。这似乎成为我创作的一个衍生品，每拍一部电影都会有很多人说，原则上我是不会做响应的。 这是我历史上说得最多的一次，关于电影的争论部分，关于电影产业，关于艺术片。因为发行公司的要求，以全面开放的姿态让我参加推广宣传活动，从一个导演的职业道德来讲全面配合，什么节目都上，以劳模的姿态参加。 但我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次所受的罪最多，尤其一些媒体的题目就是「张艺谋是骂不倒的」，这样会带来更多的谩骂。它们要做文章，从我很多话里抓一句话出来做很醒目的标题。这实际上已经打破我的原则了，好像我在积极地参与应战和论战，这不是我个人的作风。 我是从来不去参与论战、对打、对骂的，这让我这么多年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也因为这颗平常心，我才敢拍「三枪」这个贺岁片，敢把姿态放得这么低，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然后又引发了大跌眼镜之后的讨论。 我不是辜负大家的期望，换句话说，我拍另外一种片子一样会被大家讨论，想说的人都是要说话的，这就是多元化的社会，跟十几年前真的不一样。再加上网络，真是热闹，人人发表意见，我有时候把它叫垃圾箱，什么都往里面扔。 以《红高粱》为例，那时候最尖锐的讨论就是我「贩卖中国的落后与愚昧给外国人看」，这样说了我十几年。为那一句话，我委屈地说了有30遍，在各种场合反复说，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那个时候也年轻，血气方刚，就觉得人家是冤枉我，这是不对的。我愤愤不平是因为我看到外国人不是这样说的。你们谁走到2000个外国人跟前，拿着话筒跟他对话，他们一个一个起来发言谈的都是对你这个电影的感受，我参加电影节这个活动做了很多次，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各个国家我没有听到一个人这么说，怎么回来都是咱们自己这样说?我说你们是替人家在瞎操心。 我记得那时候我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20年我们还讨论这个问题吗?」现在的确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对吧?到今天它就是个滞后的话题。 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全世界都知道了，不需要通过一个电影去反映了。加入WTO之后，国家要跟国际社会大家庭接轨，我们社会越来越透明，还存在着靠张艺谋的一个电影把某些阴暗揭露出来吗? 所以不是因为我说了十几遍二十遍它就改正了，今天不是说给张艺谋平反了，不是说我们错怪张艺谋了，而是我们这个文化，我们这些普通人学会了用正常的创作角度来看问题了。到了2000年以后谁会再说《红高粱》贩卖中国的落后愚昧? 拉倒吧，这么透明的社会，中国有什么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包括我们的地震灾害，我们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开放。还是这个道理，我认为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和谈论这个电影的这些事情，会随着人的发展变化都会改变。 这样的讨论你再过10年来看，大家还津津乐道不?对任何一个电影或者导演，不管你说他是一个傻蛋，还是说他伟大，10年之后再来看，大家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创作。对于创作来说有它的艺术规律，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附加的东西，这才是创作。 我这一次的姿态是放得很低的 回到今天「三枪」的讨论，它在我身上也存在着奥运后时代的某种时代烙印，就是对人创作的一种要求，跟那个时候一样。 现在很多关于「三枪」的讨论，其实都不是电影本身，它引发争论的原因其实是知识分子站在一个高度上谈，附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普通人站在另外一个高度谈，每个人又有不同的喜好，他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