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到的日俘日侨.docVIP

我所看到的日俘日侨 抗战胜利，日本军人缴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国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侨，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管理他们，这个机构的名称，今人说法分歧，我记得我看见的招牌是“日侨俘管理处”。侨俘两个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 那时“中国本部”（不包括东北和台湾省）有日俘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人，日侨约八十万人，中国政府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当时称为“遣俘”和“遣侨”。那时“中国本部”使用广州、上海、秦皇岛、青岛等十三个港口进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资料显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万人，日侨约六十万人。我们逗留京沪时，遣送工作还没有结束。 国际通例，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我们到南京时，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继续施工。多年后，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有名的电影：《桂河大桥》，演出英军战俘修桥的故事。虽然做了俘虏，为敌人修桥，那个英军上校还是很兴奋，他说，身为军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坏工作，难得有机会建设，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军攻打中国，一枪一个洞，一弹一个坑，留下无数断桥残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 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修路，皇军一变而为苦力，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修路还是靠锹和镐，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操作十分熟练。动作比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不敷衍了事，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军官带队督工，工地狭长，他不停地走动察看。盟军规定，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不论对方阶级高低，都要敬礼，而对方不必还礼（这是长官唯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乖乖，他向我敬礼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下次再去，我到马路对面远远地看，躲着他。连上有个班长，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每天享受一个敬礼，日本的军官动作敏捷，姿势正确，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那班长说，“抗战八年，除了这个，咱们还能捞到什么？”他每天计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礼，到沈阳后，我听他数到第七十次。 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官阶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那时怎么也没料到，两年零十一个月后，我狼狈奔往江湾，由江湾逃出大陆。 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提及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 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 投降现场的“降将”机心 抗战时期，我们都熟知兵学家蒋百里的名言，他说日本盛产清酒、樱花和鲤鱼，这三样东西可以代表日本人：清酒没有后劲，象征日本的国力难以为继；樱花突然满树盛开，也一夜败落干净，象征日本的国运无常；厨师烹鱼前，鲤鱼躺在砧板上不动，象征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酒厂再造；樱花谢尽了，明年重开；鲤鱼死了，来世轮回。京沪论客高分贝呼喝，教人莫唱《何日君再来》。 投降，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闲言闲语很多。民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受降”，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我乍见那张照片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看了几十年，终于看出眉目来，那位降将双手送出“那张纸”时，纸离桌面太近，太低，“那张纸”也没过桌面的中线，何大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降将”有机心，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日本没输。 然而一般军人也的确可怜，无论精神上、物质上他们都贫无立锥，战争耗尽了日本的一切资源，“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们回去连食物也没有。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强奸过中国妇女，此人的妻女正在卖淫；如果此人放火烧掉中国人的房子，此人的祖居已被烧夷弹或原子弹化为灰烬；如果此人用他的东洋皮靴踢过中国人的孩子，中国学童正把日本孩子推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