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新闻统制下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ppt

第九章新闻统制下的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 十年内战期间，由于军阀混战的渐次结束，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事业均有较为明显的发展。私营新闻事业也随之呈现相对繁盛景象。 私营报刊、通讯社和电台的数量，有较大的增加，规模、设备和业务工作都有扩展和改进，报刊销行数字迅速增长。新闻事业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 一报多馆、报业联合和兼并等现象时而出现，报业托拉斯趋向也在中国开始了。 私营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国民党的政治专制和经济垄断政策发生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制约着出版、发行、新闻来源、人事和管理等等方面，而对言论、报道和编辑工作的影响尤为严重。中国的私营报业，处于某种畸形发展状态，那种托拉斯道路终归破灭。不过，私营报业为抵制国民党统制政策而积累起来的经验，也是丰富的。 “九一八”后中日矛盾的上升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给予私营新闻事业的发展以重要推动。宣传抗日、要求民主一时成为主要潮流，政治进步又促进业务改革。私营新闻事业(包括商报和小报)，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新气象。 第一节 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专业主义报刊理念实践者——《大公报》 ?在天津，1926年9月1日，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问世。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1916年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后，亲日色彩浓厚，为读者所厌弃，不得不于 1925年 11月停刊。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吴接办《大公报》他独自投资5万元，自任社长；胡当时是国闻通讯社社长，并主持《国闻周报》，任《大公报》经理兼副总编辑；张曾在多家报纸任职，任《大公报》总编辑兼副经理。《大公报》复刊当天，发表《本社同人之旨趣》，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 的办报方针，并以此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1927年发行量由初期的近2000份增为6000多份，成为北方大报之一。1926年9月1日天津新记《大公报》续刊之日张季鸾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 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 第一不党 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 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而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第二不卖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 第三不私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 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子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四不主义”虽然是张季鸾在署名文章中阐述的，却代表了吴、胡、张三人共同的主张。它是对民国初期新闻界的全面堕落的一种否定。也是《大公报》主持人对自身经验的一种总结，是中国新闻界走向专业主义的一个标志。 1930年代《大公报》成为闻名全国的大报。 在抗日救亡运动和西安事变中的宣传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场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面对丧城 失地之痛，《大公报》在“九一八”事变前，即连续著论，提请国人注意东北危机。“九一八”事变的新闻，关内报纸只有《大公报》在9月19日独家予以报道。但是，《大公报》在言论态度上却坚决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张忍辱请成。 事变发生后的第3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全体编辑会议，讨论今后的编辑计划。会上，张季鸾宣布，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商定今后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四个字。张阐述说：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促开动战端。目前先要对国人进行“明耻教战”的宣传。 如何“明耻”呢?就是把明治维新(1868年)以来日本逐步侵华的历史原原本本清理出来，报告读者。此事由王芸生独力完成。这就是当年在《大公报》上连载，后来编辑成多卷本出版的《六十年来日本与中国》一书。“教战”就是请知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在大公报上编《军事周刊》，向国人介绍现代军事知识。《大公报》专门发表社论，阐述“明耻教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大公报》是一张爱国的报纸。《大公报》主持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大公报》在“九一八”事变后反对立即开战，主张先行“明耻教战”，让国人作好开战的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 当侵略者深入腹地，威胁到中国的生存时，《大公报》还是主张奋起抵抗，“死里求生”。 1932年当“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以后